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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二个消息倒是都不错的消息，看起来咱们自治区的确是块风水宝地，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价值，这样，你让地质勘探队把所有矿产画一张详细的分布图，标清楚经纬度，交给我的机要秘书沙菱来掌管，这些事情等我有空再说。”

陈天华似乎对逝世之后，袁世凯接任了其全部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中外。

而盛宣怀因此失去了一位很重要的靠山，义父兼恩师。

袁世凯坐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重要职位，是又喜又忧。

喜的是他手握重权，而且是兵权，北洋大臣下辖北洋新军。

忧的是他没有可靠的财政支撑。

大清国国库空虚，仅有的一年税银除了庚子赔款，朝廷运转费用都不够，那里有钱养新军。

但凡新军，那都是各地自筹资金渠道。

众观天下，鄂军有张之洞的富裕的湖广地方财政，两江自强军则同样富庶的江苏，安徽地方财政支撑。

浙江新军那更是特别，完全是民商独支，陈天华庞大的经济实体来支撑。

反观数量最多的北洋军，则显得捉襟见肘。

李鸿章以前的北洋体系，以前是依靠盛宣怀。

袁世凯如法炮制，他当然瞄上了盛宣怀手上的二个最大的摇钱树，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

光绪二十九年，盛宣怀父亲去世，按大清律法，他须丁忧二十七个月，其间要辞去一切官职。

为此，他先辞去了工部左侍郎官职。

但袁世凯并不罢休，他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内阁总理大臣荣禄，要求盛宣怀一并辞去电报总局和轮船招商局总督办之职。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盛宣怀认为自己的小势力，肯定比不过袁世凯的北洋系。

既然这样，想让自己保持即得利益，唯一的方式就是跟袁世凯合作，等于抓住一个新的靠山。

他的想法倒是很聪明，明面上，电报总局和轮船招商局让北洋系占领，私下里他要保留常务董事，总会办的权力。

于是，盛宣怀向袁世凯热情地发出邀请，他请袁中堂可以来南方参观，先考察一下，然后再商议交割事宜。

光绪三十年初春，袁世凯先回了趟老家河南信阳，然后去了武昌，拜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完了沿长江又去了江宁，拜会了两江总督端方。

最后，他才到了上海，去跟盛宣怀见面，讨论电、轮二局的交割事宜。

谈判的最终结果是，盛宣怀提出了‘船宜商办，电宜官办’的基本方针。

他的意思是将电报总局和轮船招商局分成二个，而挣钱最多的轮船招商局，他一定要商办，他拥有重要股份，当然要受他控制。

轮船招商局是官督民办的股份制公司，光绪元年在上海洋泾浜路成立，主要从事客运和漕运，后来发展到地产。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眼下的轮船招商局除了国内业务，还开拓国际业务。

总局设在上海，而分局在青岛，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横滨，神户，吕宋等地。

表面上，盛宣怀他将占股不少的电报总局送了出去，由北洋系坐收渔利，算是人情。

袁世凯老奸巨猾，他在上海时不露声色，口头上表示同意，跟盛宣怀称兄道弟一番。

不久，袁世凯派出了他的心腹杨士琦为总督办，徐润为会办接管了轮船招商局，而他自己则兼任邮电大臣，把电报总局收回‘国有’。

权力交出去二年之后，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初，许多股东纷纷向盛宣怀反映，说轮船招商局里的管理人员都改换门庭，股东们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他逐找杨士琦评理。

不久，袁世凯请下了上谕，说电报总局和轮船招商局都应该是官办，驳回商办提议，不承认原有民间商股，并派出王存善为稽查官，对招商局进行全面调查，收回国有。

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以朝廷名义完全侵呑了电报总局和轮船招商局的所有资产。

这个结果让陈天华心里终于明白，这三年来北洋新军的不断扩军和装备更新，实际都得益于这两个局的资金支持。

他心里非常懊恼，得到这个确切内幕时已经晚矣，盛宣怀也很懊悔，当初就轻信了袁世凯这个奸诈小人。

从陈天华的内心世界里，他并不希望袁世凯的北洋系强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后面二十年，国内军阀混战的祸根。

大意失荆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