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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就是人们对生产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典型、富有多种意义的事件陈述，是人们所经历的故事当中的有意截取。今天为各位精心准备了道德困境的经典案例困境的解决，期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道德困境的经典案例困境的解决

　　一、正确认识当前面临的道德困境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道德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调节人的意愿和行为。道德基于人性的善设置社会规范,主要利用文化积淀中的善恶标准影响人的行为。

　　 当前面临的道德困境就是道德舆论约束和为恶不受惩罚的尴尬境遇，公众对道德生态的普遍不满和实际改善举措难以落实的尴尬境遇，绝大多数人道德期望和个人具体选择背离的尴尬境遇。

　　 道德困境受制于道德的基本特征。道德的多元化和相对主义影响道德标准的普适性，道德冲突大量发生，往往难以达成共识；道德的非强制性导致对为恶之人制约效力不足，其示范效应进而可能导致为善吃亏、为恶得利的社会现实；道德的利益界限会导致利他性的不足，因为自利是道德的原动力。

　　 道德困境受制于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1.社会转型。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三农社会，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农民变公民、农村变城市、农业变工业，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传统道德氛围和舆论监督瓦解；2.观念冲突。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盛行的是“家天下”的伦理道德体系，道德建设是以血缘、地缘关系区分界定标准，这与现代个人独立自由的价值观主要是冲突而非融合。改革开放前，主流观念是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无私奉献的单一价值体系，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政府倡导、市场驱使人努力追求私欲的满足，实践经验和历史记忆产生激烈的观念冲突；3.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从小农社会飞速跨越到现代信息社会，这个过程在西方经历了至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而道德的形成和普遍化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导致道德建设的相对滞后，与经济社会生活不匹配；4.信息发达。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媒体发展走向娱乐至死的路子。几乎所有媒体都以眼球经济为主导，致力于报道各种极端不道德事件，容易使公众产生一种错觉——相比从前，今天的道德生态已经极度恶化，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糟糕，道德领域仍然在正常发展。

　　 道德正常发展的表现之一是道德冲突多发。“一个现代社会有各种必要的角色，因此，把人们的道德都统一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想法。……道德多样性，反而会改善我们的状况。”“冲突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的条件下延续下去。换句话说，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而把灾难性的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冲突才是社会的常态，是冲突把社会组成一个有机体，冲突维护着社会结构。相比改革开放前，今天的道德标准趋于复杂多样，道德冲突频繁发生，难以达成一致，这是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民主时代的必然结果，是公众自由表达意志、维护自身私利、参与公共博弈的成果，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道德正常发展的表现之二是抛弃了道德治理社会的幻想。“道德社会的维持，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性资源配置机制。”公众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一个基本事实，人是靠不住的，不能幻想靠人的道德自律，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今天的道德建设正处于破旧立新的过渡阶段，这样的历史时期西方国家都曾走过。狄更斯《双城记》开篇描述了两百多年前的西欧：“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期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一文学描述可以直接对应当前的中国。换句话说，当前的道德困境正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正常表现，是未来道德进步的必经阶段。

　　 影响道德的因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进步、社会等都可能对道德产生影响。问题是公众期待的是对道德底限的坚守，对为恶者的及时严厉制裁。要满足公众期待，只有法治途径。

　　 二、法治是破解道德困境的现实途径

　　 法治和道德都是社会规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社会习惯，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即通过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方式形成秩序、提高效率。法治基于人性的恶进行制度设计，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发挥其功能。

　　 相比道德，法治具有明显的功能优势:法律权威非人格化，远离个人意志；刚性制度长期稳定，可操作性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违法者将承担严厉的法律制裁，即对其财产权和生命自由权的限制与剥夺；法治对权利义务明晰界定，直接禁恶，容易被公众知悉和遵守。

　　 破解道德困境，首先要区分不同道德。美国法学家富勒把道德区分为愿望道德和义务道德。愿望道德主要指对人们品行的理想追求，不能以此要求每一个人去做到。义务道德主要指体现社会正常运行的最基本的要求，是需要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义务道德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因为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按照他所能做到的美德去生活。在决定什么行为应由法律禁止的问题上,必须在义务的道德那里寻求帮助。

　　 破解道德困境，要以法律制度明确义务道德，确立道德的底限。义务道德到底应该设定多少，民主立法可以解决。“道德是一个义务的领域，人们总是会抵制给自己增加额外的义务。”因此，义务道德范围并非越大越好，义务多意味着限制多，意味着不自由。如新加坡编织严密法网在国际社会仍然是极少数，有待进一步观察检验。法治要求制定良法，即制定充分反映民意的法律。落实法治，应当将这一难题交给公众自愿选择。公众达成一致的不得不遵守的道德，就可以纳入义务道德范畴，用法律来规范。公众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道德，继续保留在私德领域，等待以后条件改变再来讨论。例如基因研究的进步，改变了人类对同性恋的道德判断和相应立法。当然，道德入法也要结合社会的现实条件，制定具有操作规则的立足实际条件的法律制度，从立法环节保障法的执行。立法提供制度基础，严格执法才能引导公众的行为。法治要求树立法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没有例外。

　　 道德困境的经典案例困境的解决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从孔雀石绿的鱼到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发霉馒头，人造鸡蛋，毒胶囊……连食品安全也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人拿生命开玩笑，完全漠视生命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相信这个这个社会，相信这个民族吗?面对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的公民一边在网上和报纸上抱怨，骂商家的无良，骂政府的不作为，骂社会的道德滑坡，另一边却毫无所动，一次次原谅和纵容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的公民在面对这个的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循环的怪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呢?

　　一、道德困境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二、道德困境的表现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合同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文章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三、道德困境出现的原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教育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道德困境的经典案例困境的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201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扶不扶》着实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直指当下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路遇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06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12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13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14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15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15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14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线%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二，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成因

　　社会道德就其意义来说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一定社会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即具有社会性、过程性;二是为协调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即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三是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即具有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双重特性。[2]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三，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途径

　　党的报告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