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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在圣洁的蓝天下——我的援藏日记（四）

　　7月5日，入藏以来第一次下市县调研。调研小组由自治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岷，贸外处处长王彬彬、贸外处援藏干部郭涛和服务业处我组成。有一点小兴奋，去基层调研不但能开展业务交流，还能实地切身体验西藏的风土人情，欣赏西藏的自然风光。

　　下午两点，我们如约出发，今天要去的是隆子县，玉麦乡属于该县，那里有56户人家（对应56个中华民族，颇有些象征意义），共有191人守护3000多公里的国界线。曾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回信中写道“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让我对这个即将抵达的目的地心神往之。

　　沿途美景相伴，怪不得自驾来过西藏的人都一致认为西藏风景其实在路上，果不其然，路上景色美不胜收，很多次都想下车去欣赏，只是行程紧张、不能如愿，只好一路“走马观花”。

　　这是来高原后乘车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次，一共乘了5个半小时，途中有几次差点晕车呕吐，幸亏精神状态还好，硬是忍住了。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蔡岷副局长貌似无意，实则有心“心理疏解法”，一路上，他时不时就会回个头来和我们说说话、开开玩笑，热情回复我们的提问，每到一处有特色的地方，都会为我们讲解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和个人的独到见解。他幽默地打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来形容西藏一个县城地域的大小“以前西藏的县城一根烟打来回，现在大些了，需要两根烟打来回”。

　　当看到我因为难受回应不“热烈”时，他“一本正经”的对我说，等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减少我的晕车状态，原计划准备把一个椅子固定在车顶，为了体现对援藏干部的关心，最终决定把椅子换成沙发，既安全又舒服。蔡岷副局长为我们的行程平添了几分愉悦，最终我用快乐的心情战胜了长途坐车的疲劳和晕车。

　　调研的第一家单位是公交总公司，从企业的名称看，是一家交通运输企业，通过对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才知道是一家以商铺出租为主的房地产租赁业企业。公司会计对相关事项了如指掌、对答如流。第二家是从事汽车维修的企业，修理店师傅兼老板是位藏族同胞，面容厚道，待人热情，给我们每个人来了一瓶像牛奶一样的饮品，当然我们都没有享用。由于他不大懂汉语，尤其是面对我这么一个普通话极不标准的湖南新化人的提问，一脸蒙。还好有隆子县统计局局长担任“翻译”，才顺利完成调研活动。

　　回来的路上，隆子县统计局长告诉我，老板本来急着外出修车，由于我们要去，他一直在店里等我们。通过今天的走访，我深深地感受到藏族人民的纯朴和真诚，也让我对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充满信心和期待。（湖南援藏干部、娄底市统计局 刘登辉）

　　第二篇：在圣洁的蓝天下——我的援藏日记

　　(一)走进拉萨

　　5月25日，热切期盼的梦想之旅终于如约成行。中午，从娄底南站一路飞驰至成都。5月26日，在成都进行了简短培训。5月27日早上飞往拉萨，一颗神往而又激动的心仿佛要跳出心房，要飞出机舱，飞向那片圣洁的蓝天。

　　当飞机降落，双脚踏上拉萨的土地，感觉一切都如做梦一般那么不真实，又是那么真实。真想呐喊一声“西藏！我来了！”又觉得自己任何的举动，都会在这湛蓝如海的天空里显得多余和不庄重——于是，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只想把自己融入这纯净的蓝。

　　曾经，心灵深处一次又一次燃起热望，期待有一天能踏上高原，走进西藏，去叩问悠久的历史，感受古老的文化，体验淳厚的民风，去仰望湛蓝的天，追逐洁白的云。出发之前，尽管已经无数次遐想西藏的神奇、高原的神秘与圣洁，当这一切，触手可及，我的心竟然奇怪地变得那么沉着和冷静，站在这圣洁的蓝天白云下，竟然一下子感受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临行前，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祟斌嘱托仿佛又在耳边响起：“这次组织选派援藏，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希望发扬湖南统计人攻坚克难、乐于奉献的精神，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娄底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峰，前后四次把我叫到办公室，从个人生活身体的准备，家人的照顾，工作的交接，援藏资料的收集，个人的成长进步，援藏期间的目标任务等等悉心关怀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市局领导和同志们在高铁站为我送行的殷切目光。

　　是啊！我此行不是来旅游的，全国统计调查系统第四批短期援藏干部16人，我唯一的一位湖南干部。我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代表的是湖南，我此行肩负着湖南统计系统援助西藏统计调查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援藏干部：“在高原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浓浓的组织关怀，将会化为我授藏工作的无限动力。

　　全国统计调查系统第四批短期援藏干部在布达拉宫前合影，左二为本文作者刘登辉

　　我只有倍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立足本职，充分发挥良好的政治素质，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不怕吃苦，甘于奉献，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以优异的业绩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与西藏统计调查同仁们一道谱写西藏统计调查新篇章，为西藏统计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湖南援藏干部、娄底市统计局二级主任科员刘登辉）

　　第三篇：在圣洁的蓝天下——我的援藏日记

　　(二)高原反应

　　从机场去宾馆的路上，巴桑妈妈（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她喜欢大家叫她妈妈）热情地介绍着沿途各种景物。水滩上吃草的牦牛，雅鲁藏布江的源头，青藏铁路线，正在修建的是到日喀则的高速公路……当巴士经过能看到远处的布达拉宫的路段时，她很兴奋地指给我们看，车上有人说看起来好小哦，她自豪地说，你走近就发现有多大了，有100多米高呢，非常宏伟！一路上，她还分享了自己拍照的各种美景，一路欢声笑语，不知不觉就到了宾馆。

　　到宾馆大概中午十二点半了，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许多同事在门口等着我们的到来，热情地帮助我们把行李拉到各自房间，而我们则是慢慢地、慢慢地走，去找贴有自己名字的房间。不一会儿，同事把盒饭送到房间，我们吃完午饭，简单休息了一下，下午要到楼下集中做核酸检测。

　　下午两点，按照安排我们慢慢地下楼前往一楼多功能厅集合，此时头开始有点晕，走的过程感觉有点木讷了，同来的同事们都说感觉到有点头晕，只有吉林省统计局的郝立军和黑龙江省统计局梁丽娟两位同志还充满生机活力，一直帮助着大家。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和荣是两个人搀扶着进来的，据说她进大厅就晕倒了，后来在吸氧，我笑称不敢看她，看见她我觉得更晕。

　　核酸检测就是把棉签往咽喉部分抹一点唾液作样品，每人要抹三支，我的反应还不算太明显。

　　回到房间，感觉头更晕更胀，就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挺下去。准备购置两罐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听上一批兄弟市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到这里都买了测量心率和血压的，以及制氧机等。当我缓缓走在走廊上时，遇到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同事，他们告诉我，吸氧有依赖，且对后期援藏工作不利，只要静静躺着，慢慢会适应的，如果有需要他们准备了氧气。

　　于是我回到房间继续躺着。没过多久，前段日子来过西藏的战友打电话来问我情况，我告知了我的感受，他让我做好不要睡觉的准备，晚上会更难受。聊完后，尽管有点担心，但还是选择了静躺。到了9点多，那位战友又发来视频，让我备点感冒药。期间，局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都发来慰问信息。我看了看白天发朋友圈的那条信息，其中有两个在西藏当过兵的朋友留言，让我多喝开水，我于是倒了杯开水，慢慢喝，那种晕胀的感觉越来越小。

　　5月28日，清晨醒来，感觉口很干燥，嘴唇肿胀，鼻子也不是很舒服，走到洗漱间，轻轻地搓了一下鼻涕，发现有血，有点小紧张。后来在援藏干部群里看到有同类现象，主要是由于气候干燥造成的，才消除了心里的担心和疑虑。

　　中午是我进藏后踏实睡得第一个觉，醒来后感觉身体状态非常不错，就和几个战友一起到外面走了4公里左右，觉得只要速度不快，都没问题，但这次出去忘了戴帽子和眼镜防紫外线。

　　经过进藏后的身体变化，个人觉得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安静，身体上尽可能不要剧烈运动，情绪上保持稳定；二是喝水，多喝水，喝开水，这一点很关键；三是保持心情舒畅，多与朋友，亲人聊天，分散注意力。

　　预计通过这回高原反应，我行动如风的作风会得到有效地抑制，也会让我的性子变缓，这对我走好以后人生路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进藏首战告捷，欧耶！

　　（作者系湖南援藏干部、娄底市统计局二级主任科员刘登辉）

　　第四篇：在圣洁的蓝天下——我的援藏日记（三）

　　“职业病

　　5月31日，我一直关注着援藏干部微信群，希望能看到明天通知上班的通知，结果到了睡觉前依然没收到上班的相关通知。

　　入藏后，我一直想着一件事——就是西藏局将安排我从事哪个专业的统计工作或其他工作任务。尽管我来援藏前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局领导也为我更全面了解统计相关专业工作打了提前量，安排我对相关的统计专业都进行了学习，准备了相关资料，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经初步了解，我们这批援藏的统计干部中只有我一人在原单位是从事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所以在进藏这几天的适应过程中，我都会留意经过的每个地方，只要与服务业相关的行业，尤其规模相对较大的单位，我都会有意识地记下这家单位的名称。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所以对于西藏这个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南城市，大部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也应该集中在其首府拉萨。这几天步行，看到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有经管布达拉宫的公司、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投资公司、公交公司和规模收入较好的娱乐影视城等，希望接下来的适应时间走更多的地方，发现更多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刚到一个陌生地，我们援藏干部外出基本上都是两人以上结伴而行，我常常会下意识地指着某个地方告诉同伴，这可能是一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穿环卫服的工作人员身边，看到她工作服上绣有“城投洁达有限公司”的字样，我兴奋地告诉同伴，这肯定是一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他们都会笑着对我说，兄弟“职业病”又犯了。我告诉他们说我原来搞投资和房地产开发统计专业时，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发现有建筑工地动工，就会上前了解情况，回单位后在项目库中进行比对，这也许就是“职业病”吧。（作者系湖南援藏干部、娄底市统计局刘登辉）

　　第五篇：我骄傲,我是援藏人!

　　我骄傲，我是“援藏人”

　　 当我们胸戴大红花，身披“援藏光荣”的绶带跨进机舱的那一刹那间，当我们脚踏在西藏的土地上，感受强烈而异样的高原阳光时，从那一刻起，我们便有了一个新的光荣的名字—— “援藏人”。

　　 “援藏人”义无反顾，必须向生命的极限发起挑战。内地人初次进藏，即使是到拉萨、泽当这些海拔只有3500米左右的城镇，尚且免不了有显著的高原反应。而我们进驻的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全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是山南地区第一，在全自治区也是数得着的高海拔县，自然高原反应就可想而知了。至今，我们每当谈起高原反应，还是心有余悸，谈虎色变：由于严重缺氧(我查过资料，浪卡子县的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带的60％)，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跳都骤然加快，血压急速升高，走路不稳，心里发慌，甚至个别同志发生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地区人民医院救治。为了逐步适应，我们进驻浪卡子县后又被迫撤退到泽当镇进行调整，然后再上去。如此三番五次，我们“五进山城”，才算站稳了脚跟。有过高原反应经历的人都知道，由于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往往是难以入睡的，甚至会产生只要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的恐惧感。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什么也不想，也许是连续几天没睡觉，人太疲劳的缘故，我在浪卡子美美地睡上了一觉。第二天早上，我一睁开眼，和煦的阳光已照到床头，不知名的 1 小鸟在院墙上呜叫，通讯员为我送来一杯温开水，那一刻我陶醉了，我感到高原反应这一拦路虎被我们打败了，我们胜利了!

　　“援藏人”意味着多吃苦。我们对口援助的浪卡子县，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还很穷、很落后，不用和内地相比，就是和山南地区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比，恐怕也要落后二十年。由于县穷、乡穷、民穷，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这里工作要过苦日子，要与当地干部同甘共苦。我们初到浪卡子时，县城唯一的小水电站因年久失修，经常不能发电，这样停电就成为家常便饭。一停电，整个县城陷入一片黑暗，听不到广播，看不成电视，我们往往围着一根蜡烛，靠聊天以打发时光。此种情景，好像时光忽然倒退了几十年，跟内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情况差不多，常常使我们匪夷所思。浪卡子由于地处高寒，这里的自然条件也是极为恶劣的。全年的无霜期只有60天，一进入十月份，每天都要没完没了地刮起七八级的大风。那风是旋风，有时人想躲都躲不开，常常吹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进入冬季，更是酷寒，昼夜温差大，夜晚的平均气温常常降至零下二十多度。放在室内的水桶，会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如果几天不敲冰取水，整个水桶都冻成了冰桶。我们在浪卡子工作、生活，还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不知生病没生病，不知睡着没睡着，不知吃饱没吃饱”。就拿吃饭来说，由于胃缺氧，常常食欲不振，吃不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因而我们经常每天只吃两顿饭。当然，胃口不好，同缺氧、同饮食习惯有关系，但说句实话，主要是没什么好吃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从拉萨出差回来，带回一只老鸭，特意请一位老乡按

　　2 家乡的做法煨成汤。我们五个人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将一只鸭连汤带水收拾得精光，连鸭皮也没放过。看着自己的馋相，大家忍俊不禁，都开怀大笑起来。那一晚我又失眠了，半夜起床在日记上有感而发记下了这样的对联：条件苦，生活苦，以苦为乐；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

　　“援藏人”注定要与寂寞为伴。由于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加上生活习惯不同和语言障碍，寂寞就时常不离我们左右。事情多、工作忙的时候还好受，但一到双休日，尤其是放长假(由于是民族地区，放假次数比内地多，时间长)，特别是我们五位援藏干部因公出差不在一起，那寂寞就会乘虚而入。排遣寂寞，有时干脆自带干粮到乡村去调研，有时靠看书、看电视、听广播、写日记来解决。但更多的时候，若是夜晚，我会经常一个人在自己房前小院对着天空发呆。记得2003年中秋节的晚上(藏族同胞不过中秋节)，月凉如水，我一个人伫立在小院中，独自观赏月亮足足有一个小时。那晚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亮。望月亮，思故乡。这时的寂寞已不再是寂寞，而被一种浓烈的思乡之情、思念亲人之情所取代。曾经有位哲人这么说过：寂寞不仅是一种苦难，更是一位很好的人生导师。是的，因为寂寞，你有闲暇去总结过去、面对现在、畅想未来，因为寂寞，你会思考社会，思考人生，思考人怎么活着才有意义。对我们“援藏人”来说，进藏为什么，来藏干什么，将来离藏留什么，不正是值得我们去认线

　　“援藏人”忠孝不能两全。我的一位同事进藏没几天，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家人怕他一时受不了，一直瞒着他，并料理完丧事，但他还是从一朋友的口中知道了这一情况。送我们进藏的省委组织部领导劝他回去，他考虑刚进藏，还是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结果由于悲伤过度，加上高原反应强烈，他大病了一场。我的另一位同事，他的孩子小，经常生病，他的爱人经常带着孩子到南京、上海等地看病，而他却不能尽到父亲的责任，只能打电话了解情况，听筒另一端常常是其爱人无奈且委屈的哭声。我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思儿心切，常常拿着我从西藏带回家的照片，看了又看，亲了又亲。我的女儿想念爸爸，用红铅笔在我家客厅的中国地图上划了一道很粗的红线，红线的一头是我的故乡巢湖，而另一头则是遥远的西藏浪卡子县„„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妻子儿女?但我们深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选择了援藏，就必须对家庭作出牺牲，这就是我们“援藏人”无怨无悔的选择。2003年的春节，我在我家的大门上贴上这样一副对联：“妻子育女持小家，我在高原为大家”，横批是“建设西藏”。

　　“援藏人”更要志在高原做奉献。我们深知，“援藏人”要把援藏工作摆在第一位，做不好援藏工作，就不能称其为“援藏人”。如果把高原反应吃苦受累，对父母尽孝和对家庭尽责这些比作零，那么援藏工作就是一，没有这个一，则再多的零都毫无意义。正因为我们深谙此理，我们才不敢有丝毫的偷懒和懈怠。几年来我们的足迹遍布了浪卡子八千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我们把浪卡子当成第二故乡，把这里的人民当成父母；我们尽力为浪卡子人民多办实事，新建的宾馆、

　　4 影剧院拔地而地，电网改造、有线电视改造相继竣工，乡镇用上了光伏电，开通了卫星电话，农牧民饮上了清洁的自来水，教育援藏，卫生援藏，智力援藏有声有色„„。天道酬勤。所有这些，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但也有我们——“援藏人”的一份耕耘、一份心血。我们可以欣慰地说，我们努力过，我们无愧于各级领导的希望，无愧于家乡父老和妻子儿女的嘱托，也无愧于“援藏人”这一光荣称号。

　　 我荣幸，我是“援藏人”。

　　 我无悔，我是“援藏人”。

　　 我骄傲，我是“援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