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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领导批示的学问

更新时间:2022-07-07 20:06:55

  第一篇:懂得领导批示的学问[模版]

  领导批示的学问

  各级官员的批示及其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办理,重视程度就已颇为严重

  在很多时候,“领导批示”往往是解决底层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批示也充满了神秘感。 (CFP/图)

  最近出现领导批示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是贵州关岭岗乌镇大寨村因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该村107人被掩埋的特大事故。

  6月29日,贵州当地官员传达学习了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现在,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对各种问题的批示,已经成为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这些被报道的批示所关注的大多是诸如救灾、春运、煤矿事故等重大问题,而在处理上述问题中,领导批示,也必然会被提及,并作为应对之策的指导原则。

  文化部2010年3月的一份文件说,2009年,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持续大幅度增长。全年共收到中央领导批示655件,此前的2008年是399件,2007年是378件。

  事实上,更多的批示来自省部直至市县官员。这些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批示和文件一起,成为从中央到乡镇各级党政系统之间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些批示,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或者干脆是画一个圈,然后消失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室里,有些是“请×××同志会签”而转往其他部门。一些批示需要承办部门派专人前来阅读,并不得带出“保密室”;另有一些,则被工整誊抄,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有的更进入各级宣传机构视野,成为“重要批示”,全系统乃至全党、全国都要学习。文件与批示,是中国政府这架行政机器最重要的日常吞吐。

  根据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中国法定的公文有令、决定、公告、请示、批复、函等9种。并没有“批示件”的规定。

  不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杂志《秘书工作》上刊登的一篇四川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撰写的文章中写道:“领导批示是领导部署工作、安排任务、下达指示的重要载体,是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同领导的讲话一样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和业务指导性。”

  那么,批示究竟为什么重要?各级不同身份的官员批示时有何惯例?不同用词之间有什么微妙之处?批示又会被如何传阅下达?

  批示为什么重要

  大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重要指标

  “批示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日常的“请示”、“汇报”等需要领导作出正式回复的文件上的批示,另一类则是在“传阅”性质的“工作简报”,“内参”,“通报”等各种信息上做出的批示。前者是主管官员定夺问题的权力体现形式;后者则是表明上级官员对他认为的下级汇报的某个重要事情的态度。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写稿,写大稿,如果上级领导能在上面批示,我这一年的考核就基本评优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某地级市公务员小曹说,他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给自己的稿子“起标题”。

  小曹需要负责撰写本部门“工作简报”的部分内容。他说,上级部门能收到的工作简报,每月都数以百计。“领导看简报,就跟我们看报纸一样,也是大体浏览,看标题,看到感兴趣的标题多读一点;其他的,匆匆掠过”。

  “各地的日常工作都差不多,关键还是看起标题,吸引‘读者’眼球。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就可能被作为上一级部门的工作成绩,进入上级的‘工作简报’。然后层层递进,最终摆上省部领导的办公桌。”小曹说。

  除了公安城管民政这类社会管理部门,财政税务之类的政府运转命脉部门,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的重要指标。

  “审计部门就最看重领导批示。因为审来审去,很多问题,他们只能是发情况汇报给领导看。领导批示,就是他们的成绩。”小曹解释说,“2008年,我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写了一份下属单位的安全工作经验,这个经验很快就被逐级上报。部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批示调研推广。部里迅速组织工作组,来我们这集中调研。收到中央领导批示的那天,我们领导高兴得在办公室里直转悠,很快就树成了新的系统内典型,同事今年也提拔了。”

  根据2001年颁布的《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各级政府机关不得越级报送公文。这为赢取“批示”制造了难题。不过党报系统的各种内参,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内动态清样》,正是此类“越级”上报的重要渠道。

  中部某县的政府网站就评论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系中央领导签阅的内参,是中央了解国情、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我县××经验的刊发,在我县××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模糊的批示,微妙的理解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已经满意,仅表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

  在办公自动化以前,中国传统的公文格式中,下级向上级递交的文件与上级向下级传达的文件,在发文机关标题部分就有显著不同。上报公文的机关标题部分上方要明显多出一块留白——这就是约定俗成的“批示域”。尽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并没有明确此项区别的作用何在,但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目前能看到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领导人批示件原件,内容较长的批示都写在这一块“批示域”中。但最晚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对公文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随着公文下发的,多有“传阅单”等流程控制页,上面会写明须传阅的领导名字,领导看后如无特殊意见,仅需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谓之圈阅。同时还附有“批示单”,为每位领导留下批示栏,便于领导指示。

  于是,早期文件上各级领导在页眉页脚、字里行间分别批示,一份文件面目全非的情形便很少再现。而且对于每位拿到文件的官员来说,这也更便于他们清晰地知道其他同僚的意图。

  比如,一份在市委常委范围内传阅的有关法制的文件,非分管的常委们一般仅圈阅,而政法委书记则多会在批示栏类留下一些文字。而一旦党委书记点名某机关须关注此事,则各相关分管常委一般都须在批示栏内表态。

  更进一步的是,南方周末采访的熟知批示内情的机关官员说,对于比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样的班子内的“一把手”来说,当他认为得对某份文件表态时,其态度的严厉程度,直接与其在批示上所写的对象有关。比如仅仅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中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直接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关注办理,那么重视程度就已经颇为严重。被指名的分管官员在阅后一定会“进一步批示”,并要求下属高度重视。

  对于各级秘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此类细微差别,领会批示件的真实意图。比如,在一份“请示”上,批示“同意”和“拟同意”之间的差别巨大——“拟同意”是近10来年才开始流行,并逐步取代“基本同意”的“流行”批语,最常见于各类政府开销报价请示,公务员晋升录用等敏感话题。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负责文件传达和落实的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对此文件请示内容已经满意,仅仅表示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或者对事情敏感性有所警惕,以“拟”字表达自己谨慎的态度?

  另外诸如“请酌情办理”,“按规定办理”,“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等批语,亦是下属要谨慎考虑的问题。“酌情办理”,是可办理可不办理还是一定要办理?“按规定办理”,那么如果该事按规定无法办理呢,如果下属理解为领导是同意了,贸然给办理了,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有时也可能是表明了官员是按照集体决定办事,而个人未必完全同意,办公室主任或许要翻翻会议记录,看这一官员当时的具体表态是什么。

  所有这些细微差异所带来的批示执行上的区别,都在批示文件本身所显示的内容之外。

  各司其职,逐级保密

  对于批示,下一级单位的领导官员,可能看到其直管领导的笔迹。再往下传达,就需要“抄清”

  中国并没有对“领导批示件”的办理和管理进行过统一规定,除了2002年和2004年国办发文要求加强对国务院领导批示件的管理和办理之外,地方各级领导的批示件都是各自定规。而上述两个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办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有关事项的通知》——并未公开。 不过纵览各地的批示件办理规定和流程,突出对领导权威的重视,对批示进行逐级保密,则一直是工作的重心。一般情况下,一份文件上的批示,只有在该文件传阅范围内的“班子成员”才能看到。而且,只能由文秘部门按照根据惯例制定的传阅顺序看。

  本报记者获得的材料展示了这一传阅程序,2007年春节期间,东部某副省级城市发生一起火灾,造成3人死亡。省长在公安工作简报中看到火灾的情况汇报以后批示:“A同志:正值春节前夕,火情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外来人员较集中区更要加强教育、检查、宣传和及时救护。”

  A同志为该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程序上,这个批示属于上级领导对直属机关相关负责人的直接批示,理论上只限于负责人本人“参阅”。不过,因为这份情况汇报属于“传阅件”,该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B也在传阅范围之内。看到省长的批示,他也表态批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省长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做好预防重大火灾事故的工作。”

  于是,在文件本身完成传阅之后,又下发到被省长点名的公安厅常务副厅长A处。这是批示的第一次“传达”,A看后批示,“请C、D同志阅。办公室将×省长批示传各市、县公安机关领导„„”C同志为分管消防的副厅长,而D同志则是该省消防总队总队长。

  最终,D同志作出批示“将×省长、B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A副厅长批示转告某支队并抄清上(内部)网,全省消防部队要认真贯彻×省长指示”。正因为这一批示,这份抄清件得以下发流传。 但是,除了传阅的文件和直接指示到个人的文件以外,一般的“批示传达”在很多地方并不会有领导笔迹的复印件。比如南方某省会城市就规定:“市领导批给市直有关单位或单位负责同志的批示件,原则上只供该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由其本人指定的承办人员阅看和办理,传阅范围要从严控制。”

  也就是说,再往下传达,就必须“抄清”。除特别要求外,一般会隐去具体领导姓名,仅用“省领导批示”,“市主要领导批示”等方式传达。在扩大传达时,省级官员的批示由下级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市领导同志的批示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市直部门办公室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各级政府官员亲笔批示的原件,最终都会回到各级机关的文秘部门,分卷存档。“各下级机关、部门,不得擅自复印和留存批示件副本”。

  批阅文件常用词有“阅示”、“阅处”、“阅办”、“拟”、“同意”等,主要遵循如下原则:

  一、要请领导批示的,用“阅示”。如“请张总裁阅示”。

  二、要请你的下级领导办理的,此时多是高层领导批给中层领导,用“阅处”。如“请办公室张三主任阅处。”批示给下级领导“阅处”,这位下级领导可自己亲自办理,也可安排部门下属办理;如果是后者,这位负责“阅处”的下级领导必须把关和担责。

  三、要请下属办理的,用“阅办”。如“请张三同志阅办。”如果你的上级领导批示给你“阅办”时,即使你是领导,你也得必须自己亲自办理,不得再另外安排下属参与。

  四、领导批给职能部门“阅处”、“阅办”的,两者没有太大区别,职能部门负责人按照领导要求组织部门人员将事件处理完毕即可。个人理解要“阅处”的事件一般比“阅办的相对复杂一些。如要制定薪酬体系,则“请人力资源部阅处。”如要对外报送薪酬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则“请人力资源部阅办。”

  五、当下属报告送至,如你能拍板,则批“同意”。如“同意,请张三同志阅办。”如不能拍板,则批“拟同意”表明你的意见,再请你的上级领导或职能部门批示。如“拟同意,请张总裁阅示。”又如“拟同意,请人力资源部阅示。”万不可你不能拍板决定的事件,直接批“同意”,再请上级领导或职能部门“阅示”、“阅处”。试想,你都“同意”了,让他们如何再表态?

   第二篇:领导批示

  “领导批示”:微妙技巧与传阅逻辑

  2010-07-04 03:31:02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156 条 手机看新闻

  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办理,重视程度就已颇为严重。

  在很多时候,“领导批示”往往是解决底层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批示也充满了神秘感。 (CFP/图)

  各级官员的批示及其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最近出现领导批示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是贵州关岭岗乌镇大寨村因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该村107人被掩埋的特大事故。

  6月29日,贵州当地官员传达学习了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现在,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对各种问题的批示,已经成为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这些被报道的批示所关注的大多是诸如救灾、春运、煤矿事故等重大问题,而在处理上述问题中,领导批示,也必然会被提及,并作为应对之策的指导原则。

  文化部2010年3月的一份文件说,2009年,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持续大幅度增长。全年共收到中央领导批示655件,此前的2008年是399件,2007年是378件。 事实上,更多的批示来自省部直至市县官员。这些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批示和文件一起,成为从中央到乡镇各级党政系统之间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些批示,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或者干脆是画一个圈,然后消失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室里,有些是“请×××同志会签”而转往其他部门。一些批示需要承办部门派专人前来阅读,并不得带出“保密室”;另有一些,则被工整誊抄,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有的更进入各级宣传机构视野,成为“重要批示”,全系统乃至全党、全国都要学习。文件与批示,是中国政府这架行政机器最重要的日常吞吐。

  根据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中国法定的公文有令、决定、公告、请示、批复、函等9种。并没有“批示件”的规定。

  不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杂志《秘书工作》上刊登的一篇四川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撰写的文章中写道:“领导批示是领导部署工作、安排任务、下达指示的重要载体,是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同领导的讲话一样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和业务指导性。”

  那么,批示究竟为什么重要?各级不同身份的官员批示时有何惯例?不同用词之间有什么微妙之处?批示又会被如何传阅下达?

  批示为什么重要

  大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重要指标

  “批示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日常的“请示”、“汇报”等需要领导作出正式回复的文件上的批示,另一类则是在“传阅”性质的“工作简报”,“内参”,“通报”等各种信息上做出的批示。前者是主管官员定夺问题的权力体现形式;后者则是表明上级官员对他认为的下级汇报的某个重要事情的态度。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写稿,写大稿,如果上级领导能在上面批示,我这一年的考核就基本评优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某地级市公务员小曹说,他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给自己的稿子“起标题”。

  小曹需要负责撰写本部门“工作简报”的部分内容。他说,上级部门能收到的工作简报,每月都数以百计。“领导看简报,就跟我们看报纸一样,也是大体浏览,看标题,看到感兴趣的标题多读一点;其他的,匆匆掠过”。

  “各地的日常工作都差不多,关键还是看起标题,吸引„读者‟眼球。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就可能被作为上一级部门的工作成绩,进入上级的„工作简报‟。然后层层递进,最终摆上省部领导的办公桌。”小曹说。 除了公安城管民政这类社会管理部门,财政税务之类的政府运转命脉部门,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的重要指标。

  “审计部门就最看重领导批示。因为审来审去,很多问题,他们只能是发情况汇报给领导看。领导批示,就是他们的成绩。”小曹解释说,“2008年,我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写了一份下属单位的安全工作经验,这个经验很快就被逐级上报。部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批示调研推广。部里迅速组织工作组,来我们这集中调研。收到中央领导批示的那天,我们领导高兴得在办公室里直转悠,很快就树成了新的系统内典型,同事今年也提拔了。”

  根据2001年颁布的《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各级政府机关不得越级报送公文。这为赢取“批示”制造了难题。不过党报系统的各种内参,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内动态清样》,正是此类“越级”上报的重要渠道。

  中部某县的政府网站就评论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系中央领导签阅的内参,是中央了解国情、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我县××经验的刊发,在我县××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模糊的批示,微妙的理解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已经满意,仅表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

  在办公自动化以前,中国传统的公文格式中,下级向上级递交的文件与上级向下级传达的文件,在发文机关标题部分就有显著不同。上报公文的机关标题部分上方要明显多出一块留白——这就是约定俗成的“批示域”。尽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并没有明确此项区别的作用何在,但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目前能看到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领导人批示件原件,内容较长的批示都写在这一块“批示域”中。但最晚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对公文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随着公文下发的,多有“传阅单”等流程控制页,上面会写明须传阅的领导名字,领导看后如无特殊意见,仅需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谓之圈阅。同时还附有“批示单”,为每位领导留下批示栏,便于领导指示。

  于是,早期文件上各级领导在页眉页脚、字里行间分别批示,一份文件面目全非的情形便很少再现。而且对于每位拿到文件的官员来说,这也更便于他们清晰地知道其他同僚的意图。

  比如,一份在市委常委范围内传阅的有关法制的文件,非分管的常委们一般仅圈阅,而政法委书记则多会在批示栏类留下一些文字。而一旦党委书记点名某机关须关注此事,则各相关分管常委一般都须在批示栏内表态。 更进一步的是,南方周末采访的熟知批示内情的机关官员说,对于比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样的班子内的“一把手”来说,当他认为得对某份文件表态时,其态度的严厉程度,直接与其在批示上所写的对象有关。比如仅仅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中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直接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关注办理,那么重视程度就已经颇为严重。被指名的分管官员在阅后一定会“进一步批示”,并要求下属高度重视。

  对于各级秘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此类细微差别,领会批示件的真实意图。比如,在一份“请示”上,批示“同意”和“拟同意”之间的差别巨大——“拟同意”是近10来年才开始流行,并逐步取代“基本同意”的“流行”批语,最常见于各类政府开销报价请示,公务员晋升录用等敏感话题。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负责文件传达和落实的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对此文件请示内容已经满意,仅仅表示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或者对事情敏感性有所警惕,以“拟”字表达自己谨慎的态度?

  另外诸如“请酌情办理”,“按规定办理”,“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等批语,亦是下属要谨慎考虑的问题。“酌情办理”,是可办理可不办理还是一定要办理?“按规定办理”,那么如果该事按规定无法办理呢,如果下属理解为领导是同意了,贸然给办理了,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有时也可能是表明了官员是按照集体决定办事,而个人未必完全同意,办公室主任或许要翻翻会议记录,看这一官员当时的具体表态是什么。

  所有这些细微差异所带来的批示执行上的区别,都在批示文件本身所显示的内容之外。 各司其职,逐级保密

  对于批示,下一级单位的领导官员,可能看到其直管领导的笔迹。再往下传达,就需要“抄清”

  中国并没有对“领导批示件”的办理和管理进行过统一规定,除了2002年和2004年国办发文要求加强对国务院领导批示件的管理和办理之外,地方各级领导的批示件都是各自定规。而上述两个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办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有关事项的通知》——并未公开。

  不过纵览各地的批示件办理规定和流程,突出对领导权威的重视,对批示进行逐级保密,则一直是工作的重心。一般情况下,一份文件上的批示,只有在该文件传阅范围内的“班子成员”才能看到。而且,只能由文秘部门按照根据惯例制定的传阅顺序看。

  本报记者获得的材料展示了这一传阅程序,2007年春节期间,东部某副省级城市发生一起火灾,造成3人死亡。省长在公安工作简报中看到火灾的情况汇报以后批示:“A同志:正值春节前夕,火情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外来人员较集中区更要加强教育、检查、宣传和及时救护。” A同志为该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程序上,这个批示属于上级领导对直属机关相关负责人的直接批示,理论上只限于负责人本人“参阅”。不过,因为这份情况汇报属于“传阅件”,该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B也在传阅范围之内。看到省长的批示,他也表态批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省长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做好预防重大火灾事故的工作。”

  于是,在文件本身完成传阅之后,又下发到被省长点名的公安厅常务副厅长A处。这是批示的第一次“传达”,A看后批示,“请C、D同志阅。办公室将×省长批示传各市、县公安机关领导……”C同志为分管消防的副厅长,而D同志则是该省消防总队总队长。

  最终,D同志作出批示“将×省长、B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A副厅长批示转告某支队并抄清上(内部)网,全省消防部队要认真贯彻×省长指示”。正因为这一批示,这份抄清件得以下发流传。

  但是,除了传阅的文件和直接指示到个人的文件以外,一般的“批示传达”在很多地方并不会有领导笔迹的复印件。比如南方某省会城市就规定:“市领导批给市直有关单位或单位负责同志的批示件,原则上只供该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由其本人指定的承办人员阅看和办理,传阅范围要从严控制。”

  也就是说,再往下传达,就必须“抄清”。除特别要求外,一般会隐去具体领导姓名,仅用“省领导批示”,“市主要领导批示”等方式传达。在扩大传达时,省级官员的批示由下级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市领导同志的批示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市直部门办公室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各级政府官员亲笔批示的原件,最终都会回到各级机关的文秘部门,分卷存档。“各下级机关、部门,不得擅自复印和留存批示件副本”。

   第三篇:落实领导批示精神的汇报

  **区关于落实孙清云书记

  在市考核办第六期《送阅件》上批示精神的

  汇报

  市考核办:

  半年考核结束后,我区按照市考核办反馈意见,针对进展缓慢的项目和弱项指标,在综合分析研判的基础上,立即制定整改落实措施,并利用8月份一个月时间集中检查督办整改落实情况。接市办《部分区县经济指标增速下滑问题专报》(市办第六期《送阅件》)后,我区针对1—7月份固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问题,区委书记***、区长***分别就切实抓好落实工作作出批示并召开专题会议,再次进行专题调研分析,强化措施,加大各项指标推进力度。

  一是加强分析预警,制定整改落实措施。完善以统计分析为基础,以综合研判为切入,以协调督促为抓手的分析预警机制,继续落实好每月

  经济运行分析研判会商制度。对全区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和在全市各区县排名情况、重点项目进度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在全面掌握指标进度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制定加快推进弱项指标的整改落实措施。

  二是加强全面督办,确保各项指标落实。接到批示后,区委、区政府立即召开市考指标落实专题督办会议,分析研究推进措施。随后,区考评办成立四个检查组,深入各责任单位详细检查核实各项市考指标落实情况,吃透底子,推动落实,确保各项指标提前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个别存在问题、进展缓慢的指标和项目,召开现场会议协调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尽快解决问题,加快推进速度。并以《送阅件》、《综合考评工作动态》和电视台《**新闻》专栏等形式,定期在全区通报市考指标完成情况,对工作推动不力的责任单位发出《督办通知单》,督促尽快落实。

  三是加强重点督办,加快弱项指标进度。针

  对固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个别市考重点项目建审手续不全问题,召开弱项指标专题督办会议,各责任单位列出解决问题时间表,并由分管考评工作的区委常委带队,成立重点督办组,深入责任单位实际,集中解决存在问题和困难。同时,逐个走访规模以上重点企业,落实对工业企业的帮扶和投资政策,全力促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大幅提升。加强税收和重点税源管理,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创新招商模式,继续深化区级领导包抓项目工作机制,包抓领导每周深入项目现场办公一天,推动加快项目进度,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引进内资、实际利用外资任务提前超额完成。

  四是加强重点区域突破力度,带动经济跨越发展。召开重点区域突破年工作落实会议,对照检查各单位目标进展情况,提出突破要求,再鼓干劲,再掀重点区域突破工作热潮。在年终考核时,严格按照《重点区域突破年工作实施方案》兑现奖惩,促使全区各单位以重点区域突破目标

  落实,在更新发展理念、壮大经济实力、改变形象面貌、体制机制创新、科学统筹发展、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

  经过努力,1—8月份,我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增速较上个月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2.93亿元,同比增长31.1%,增速较上个月提高了1.5个百分点。

   第四篇:跟领导喝酒的学问

  跟领导喝酒的学问

  编者按:凭着“如簧巧舌”,哈尔滨婚庆主持修伟良开班授徒,炙手可热。从“酒桌班”到“当众讲话班”,教授如何“喝出生产力”和“讲出前途”。他的学生是官员、商人和有志于从政从商的大学生。 学员们在谙熟官场和职场潜规则外,还结成人脉圈子互利。修伟良现在又抓住商机筹备“脱稿讲话班”,外界质疑这是“新厚黑学”和“恶俗培训”,但修伟良爱教学生朗诵一篇《热爱丢脸》。在修伟良看来,喝酒体现智慧,更是生产力。掌握方寸圆桌的觥筹之法往往能解决很多问题。 中央提倡新会风后,修伟良看到新的商机。他筹备“脱稿讲话班”,坚信这是紧跟风尚,弘扬精神文明之举。 修伟良和学员结成一个资源互利的圈子。他认为这远胜于钱。“孔老二挣了多少钱?但他有弟子三千,可以流芳百世。” 一顿酒能喝出多大的生产力?陈明的最高纪录是3000万。

  2010年3月的一天,在哈尔滨最高档的海鲜大酒楼,这位市政工程承包商设宴款待某地书记和市长,他举起一杯上好的法国干红,起身暖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跟上在座领导的脚步。” 领导开怀大笑,趁他们吃东西的空当,陈明顺势插入话题,从当地经济发展聊到国际形势,末了,一笔三千多万元的基建大单也谈成了。

  这不是陈明的临场发挥,而是他花一千多块从一个酒桌技巧速成班上学来的“敬酒术”,开课的人名叫修伟良,哈尔滨伟良人际沟通艺术学校校长。

  “一次宴请可以改变一生,三寸之舌胜过百万雄师。”修伟良操着一口东北话,侃侃而谈,“成功学大师卡耐基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事业的成功15%是靠专业技术,85%是靠人际沟通。”

  不是满嘴跑火车的称兄道弟,不是事事迎合的溜须拍马,按照修伟良的理解,人际沟通艺术的精髓,在于火候,在于细节。

  除了酒桌班,修伟良开的社交速成班类型,从当众讲话、人际沟通、声音SPA美容,到教人助兴的好声音KTV、趣味魔术,一应俱全。眼下,趁着党政部门改进会风的东风,他正准备开个脱稿讲话班。 “喝酒也是生产力” “喝好酒是一种品位,把酒喝好是一种智慧。中央现在禁酒,更要懂得如何科学饮酒,喝出感情。” 2013年4月6日下午5点,在哈尔滨市中心一栋简陋的居民楼里,修伟良的酒桌班开课了。

  “最忌讳的是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喝酒,你唠嗑。”修伟良的王牌讲师、卖过多年名酒的庄克霞说,“喝好酒是一种品位,把酒喝好是一种智慧。中央现在禁酒,更要懂得如何科学饮酒,喝出感情。”

  修伟良原来是一名婚礼司仪,1994年开办了哈尔滨第一家婚庆公司。但2005年随着竞争的激烈,生意渐淡,这个号称黑龙江“五大天王司仪”的男人决定转型,将如簧巧舌转为一盘更大的生意,“人际沟通艺术学校”由此成立。

  学校第一项课程是当众讲话班,却只有一个人报名。修伟良此前积攒的人脉起了作用,不少亲朋都被他拉来当“托儿”,商人、公务员、干部、大学生逐渐闻风而至。2009年,为进一步贴近“国情”,课程设置进一步延伸,“酒桌班”开课。

  在中国,喝酒是一门不便明言的“显学”。“方桌上解决不了的事到圆桌上往往事半功倍。”讲师庄克霞当过酒企的酒文化战略顾问和大型企业的办公室主任,“尤其我们北方人,把酒与感情几乎画等号,正所谓‘感情深一口闷’‘酒品看人品’。”

  对此,哈尔滨某大学教授史大鹏就深有体会。此时他正端坐在第一排,边听边记笔记。他曾是个闷头搞学问的理工男,一上酒桌就不知该说啥,自己尴尬,人家也对他没啥印象。

  现在,在修伟良的所有学员中,史大鹏被认为是进步最大的一个。以前对方敬酒,史大鹏会直接回绝:“不好意思,晚上开车,不能喝。”现在他会说:“今天虽然开车了,但车就放在学校了,陪你喝。”

  经过学习,史大鹏已经成为各类饭局中调节气氛的老手,并谙熟一套酒桌流程:先提三杯酒,两个感谢一个祝福。一感谢请客的,二感谢领导培养,三祝福在座的。

  祝酒词也是信手拈来,甚至会创作。“端月逢正冬遇朔,烛炮喧嚣白帝柝,筝声悠扬檀气香,煮酒笑谈非今昨。”在一次新年聚餐中,他念起这段自创新年贺词。 “你把话讲到一定高度,别人会觉得你很有社会经验,也更信任你。”史大鹏说。最终,这些社交能力为他的专业能力锦上添花。2006年,不会喝酒的史大鹏留校,经过酒桌班的锻炼后,2011年就当上了系党委书记。 懂了如何敬酒之后,哈尔滨某机关单位科员王晓娟的人缘也变好了。名牌大学毕业的王晓娟,十年过后依然还是个小科员。这让她很纳闷。

  在单位饭局上,王晓娟是典型的一声不吭埋头吃菜的那种,别人敬她酒,她微笑着小抿一口,心里却特别憋屈:“我不会喝,还让我喝。”

  看不到前途的王晓娟,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酒桌班的广告,将信将疑来听了一堂课,她发现有这个困扰的不止她一个,很多还都是社会成功人士。

  “说白了,(来这儿的)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修伟良说,“一个普通工人喝酒不需要文化,但是成功人士要,喝酒可以让他们认识不少朋友,可以喝出生产力。” 从酒桌到嘴皮

  修伟良带领学员高声朗诵他写的《热爱丢脸》:“只会干,不会说;该讲时,不敢讲,才是真正的丢脸&help;&help;” 无论在官场还是职场,懂得喝酒还远远不够,问题的解决还得最终落到话头儿上。李易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他是第一期酒桌班班长,也是身家过亿的粮油公司老总。 在黑龙江,李易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一到关键场合说话就卡壳。有一回,国家级农业会议请他上台致辞,他提前花钱雇人写了讲稿,一上场还是紧张得磕巴。

  参加了修伟良的培训班后,李易每天5点起床背祝酒词,有时候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从祝寿、婚礼,到生日宴会,不管什么类型,他都烂熟于心。在一次宴会上,他背了段介绍哈尔滨的,赢得领导们一片叫好声:“这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help;&help;”

  做过十年婚礼司仪的修伟良发现,一个再有文化、再有钱、官再大的人,一到陌生人很多的大场合,也未必镇得住。领导们在婚礼上“丢脸”的事俯拾皆是:有祝两位新人“长命百岁”的,有用开追悼会的嗓音讲话的,还有晾在场上一句话说不出来的&help;&help; 2013年4月6日下午,第108期当众讲话班开课。他以一个极普遍但容易被忽略的反面教材开场——“王局长、马书记&help;&help;”修伟良拉高嗓门,模仿一位官员,主动伸手欢迎远道而来的领导。“别忙着献殷勤,这么握手是错的。”他突然停下了,收起笑脸,“地位高的伸手,地位低的才能伸手”。

  这节课讲的是当众讲线个误区。紧张自负,语速太快,肢体语言不配合统统都在禁忌范围,讲到“忌语句啰嗦,缺乏条理性”,修伟良举了一个正面典型:“2001年,江主席参加北京庆祝申奥成功大会,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祝贺,第二句感谢,第三句希望。干净利落。”

  高潮出现在最后时分,修伟良带领二十多名学员高声朗诵他写的《热爱丢脸》:“竞争的时代,机会就在眼前&help;&help;只会干,不会说;该讲时,不敢讲,才是真正的丢脸&help;&help;”

  在修伟良的班中,还有众多大学生、公司白领和私企老板。五十来岁的企业家陈明天生内向,属于实干型人才。这受他父母影响很深。“打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要少说多干,祸从口出。”

  “中国人的语言是比较压抑的,比如古语讲‘贵人话语迟’‘三思而后行’。”讲师庄克霞说,“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到了社会上,尤其在公众场合,有人反对,有人赞同,第三个人一定在和稀泥。”

  16岁初中毕业,陈明从木匠干起,当过技工,做过包工头,买卖做大了,陈明才发现光能干活是不行的。

  现在,陈明走哪都能说上几句顺口溜活跃活跃气氛,陈明说,这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几年前,他公司的盘子还只有三百多万,2013年拉到的单子加一块已经突破亿元。 圈子

  不管是修伟良还是学员,都通过培训班找到了人脉圈子。“以后有什么事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老板不会讲话,事关公司形象和生意,但官员不会讲话,则事关面子和仕途。 官员参加修伟良的讲话课的方式比较特殊,他们非常谨慎,要么隐姓埋名悄悄上课,要么请修伟良给他们开小灶。回顾跟修伟良拜过师的学员案例,官员们的苦闷无处不在。

  有个公立医院的副院长要竞聘院长,但演说词背了一百多遍,还是背不利索。4月5日下午,修伟良叫来几个老师一起模仿竞聘现场。从敲门声的大小,到哪些地方需要停顿,修伟良给他的建议巨细靡遗:“首先要精神抖擞,‘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不能上台就立刻说话,先深呼吸一口,眼神和大家做个交流,不要直勾勾盯着某人,而是要扫视一圈&help;&help;”

  这套秘诀,修伟良不止跟一个人说过。有个处长啥都好,就是对述职报告犯难。“我就告诉他,这是组织考察他的一次很好的机会。说得不好,怎么取得领导的信任?领导听了十个八个述职报告,已经迷迷糊糊了,你的述职报告应该如何让领导印象深刻?”修伟良回忆。

  还有个副局长刚刚新官上任,不知道拿捏说话的分寸。“稍微有点魄力,大家说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只说些过去的东西,别人会说你没创新。”修伟良说。 除了自己多年的司仪经验,修伟良还不断从书中和电视里寻找灵感。在他书柜里,从成功学,人脉学,到酒桌礼仪,应有尽有。希特勒、拿破仑在重大战役中的讲话,奥巴马的竞选演说,都是他经常揣摩的对象。

  修伟良最常提及的一个反面例子,是某省部级官员在一次国际活动中致词时,两腿直打哆嗦,念稿念得上气不接下气。“领导不会讲话,丢的可能是国家的脸。” 八年里,修伟良教过的学员不下4000,很多场面上的人私下请他点拨,修伟良不收分文。

  “以后有什么事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修伟良这样分析利害关系,“钱乃身外之物。孔老二挣了多少钱?但他有弟子三千,可以流芳百世。” 随着关系圈的扩大,修伟良也收获了越来越大的名气。“哈尔滨一家都市报里有一半的记者都认识我。现在省里媒体要跟我商量,写一写伟良现象。” 不仅仅是修伟良自己,学员们也通过学校找到了自己的人脉圈子,2006年成立的伟良学校人脉沙龙协会就是这样的平台。“像中国这样的社会需要讲关系,协会里藏龙卧虎,你需要什么信息,什么客户都能找到。”庄克霞说。

  陈明有个项目急需1000万资金周转,给“同学”李易打电话,李易二话没说就给他汇来了,欠条都没打。2013年,陈明又跟另外一个学员对接了一个项目,1800万元。“大家在这都比较信任对方。”陈明说,平时在社会上都端着,在这里才能真正释放自我。

  跟上酒桌班的人一样,人脉协会的成员都是成功人士。每周都有一次聚会,联络感情的同时,也能进行酒桌实战。 新厚黑学?

  每个学员致完祝酒词,修伟良都会补上一句:“此处可以有掌声。”接着,众人端起酒杯撞击转盘,大吼一声:“一二三,干”。 4月5日中午,二十多位学员身着正装,在学校附近一间酒楼的888号包房小聚。他们中有国企工会主席、高校教授,也有二手房老板、卖鹿茸的商人、服装品牌经理。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我全部的人生。”一位服装品牌女经理举起一杯啤酒,对着修伟良说。54岁的修伟良穿着黑色呢子西服,腰系鳄鱼牌皮带,坐在正中央,他一声不吭,像个大家长一样频频点头。

  祝酒词五花八门。史大鹏念了自己写的一首新诗,李易继续背他那段屡试不爽的哈尔滨介绍。每个学员致完祝酒词,修伟良都会补上一句:“此处可以有掌声。”接着,在一位声音洪亮的男学员的带领下,众人端起酒杯撞击转盘,大吼一声:“一二三,干”。

  那天的酒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喝到下午四点半,人们频繁奔走于酒桌和洗手间之间,修伟良也喝得满脸通红。“习主席讲中国梦,美丽中国,我们学校日后要提倡正能量,让我们梦想成真。我们要紧跟国家步伐,多做善事。”修伟良说完,建议大家干了杯中酒,然后踉踉跄跄地向门外走去。

  有全国性的媒体以此为由头报道了修伟良的故事,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说这种“厚黑培训是恶俗的生产力”,也有人说“教官员喝酒讲话是对官员的讽刺”。修伟良说他看了很难受。“官员不要说话、不要喝酒吗?谁不想说几句漂亮话,受欢迎呢?很正常的东西,怎么就成了厚黑学?”

  说着,修伟良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继续说道:“这个社会不能只干不说。我们是在弘扬精神文明,改变了很多成功人士的后半生。”

  外界争议再激烈,也无法遮掩旺盛的需求。随著名气的增长,修伟良频繁获邀在哈尔滨的大学开讲座,“找我签名的人多到看不到尽头。”修伟良有些自豪。还有个江苏的局长看到报道后给修伟良打来电话,说:“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这东西很实用,我想学。”

  最近,为了迎接新学员,修伟良要对学校进行装修。对于未来,他更是信心十足。“花钱又愿意抽时间,是因为他有这个需求,不然,你给他钱他都不来&help;&help;”修伟良这样比划着。

  给领导打电话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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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与领导沟通交流同样也离不开电话。秘书给领导打电话一定要把握尺度,讲究技巧。具体来讲,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打电话时的情境。在领导休息的时候,一般不要打电话骚扰,除非领导专门交代过或发生紧急突发事件必须报告领导。在领导出席重要会议时,最好不要给他打电话,有事可以在会议休息期间打,比如午餐或者晚餐后。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以短信的方式向领导报告。

  第二,打电话报告情况要及时。遇到领导急于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要在知晓后尽快打电话报告;受领导之托外出执行任务,要及时向领导报告工作进展情况;获悉重要消息或者发生突发紧急事件,要马上打电话报告。

  第三,要把握好电话沟通的内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向领导汇报情况时,要提前打好腹稿,明确表达思路;打电话汇报工作时要简明扼要,条理清晰,不要想到什么说什么,颠三倒四,胡子眉毛一把抓,耽误领导时间。不能事事都报,时时都报,无谓地耗费领导精力。鸡毛蒜皮的小事,自己能妥善处理的尽量不给领导添麻烦。陈述事情要实事求是,不添油加醋,不要带有主观感情色彩,妄加评判和定论,更不能谎报虚报等。

  第四,把握好打电话与面谈的选择。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件事情,既可以当面向领导汇报,也可以打电话向领导汇报。这时该如何选择呢?这就要视汇报的内容而定了。应该当面汇报的事情,不要在电话中讲;比较重要的机密事项,也不要打电话,防止泄露;自己做了错事,工作上有纰漏或失误,更不要只打电话认错,而要当面做自我批评,这样更显得诚恳;在距离领导不远的情况下,可以很快当面汇报时,最好不打电话陈述。

  总之,作为一个领导秘书,需要掌握一定的给领导打电话的方法和技巧。该不该打电话,什么时候打,如何打,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掌握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