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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森的长篇《关关雎鸠》与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小镇》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从人物到故事，以及那些影影绰绰的与作家自身经验重合的部分，带给我们一个异样的海岛小镇世界。但他的中短篇小说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青春期的故事见闻和原生态的人物故事，都点到为止，像皮影戏幕布上激烈晃动的人物故事，又像这些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文艺片，那些在大时代里东倒西歪走形的人生，对外面的人来说新奇而热烈，但跟常见的期刊小说并无多少差异，很难吸引一个外来者去投射出自己的情感，并且深感自己也活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里。这或许就是许多写作者的一个误区，以自造的特殊性制掣了小说世界本身的宽松余裕，以及由此而来的直面生活和自己的机会。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梳理小说历史的时候说，人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共同假设：赋予文学以意义的一切其他要素——对语言和形式的精通，作者的人格，道德的权威，创新的程度，读者的反应——都比不上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重要。我们无需费力追究论证是否真的曾经有过这个假设，但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好问题的价值就在于，即使它经不起推敲、容易带来反例，但依然是一种启示，而好的小说也往往就是一种启迪，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对蒲宁小说的评价：“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有各种自成一格、圆满自足的小说学，但我们依然无法否定，小说就是关于我们在文学之外的生活的，关于我们的社会活动、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以及具体的时空感。
我也会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阅读一个作家的长篇，去经历一次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漫长生活，在多如牛毛的长篇中，不是应景，又如何选出一个作家一篇值得阅读的小说？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一句话深得人心，“这个作家处理语言的方式或者看待生活的观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就像魔镜一样，让我们窥见半隐半现的自我，并经历认识自我的震撼。”《关关雎鸠》满足了这个要求，以至让我觉得这是这一代人（陈旧的“80后”作家的称号）中到目前为止，最为成熟的长篇小说之一。林森在《百感交集的声音》一文中说：“生活那么丰富，可我只能选择一种。回到岛屿——文学总要回到饱含生命热度的状态中去，不会永远都和话题、时尚、娱乐有关……没有办法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空的时候，我们只有往回走，找到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故乡。有一天从海岛上传出去的声音，肯定会带着海风的味道，带着碧蓝的颜色，也带着绿意盎然的勃勃生机。”《关关雎鸠》是一个来自岛上的声音，它平实而凄厉，敦厚而喧闹，它敞开了满载着爱和怕的生活本身，庞大的生活躯体，让人无暇顾及岛屿的痕迹。我们从来都是对生活本身感兴趣，不是对某种生活的猎奇，忠诚地写出自己的生活要比刻意地强化自己一隅的生活来得有力量。
一
《关关雎鸠》以一九九四年军坡节为开端，这个兼具传统、封建、迷信、狂欢、荣耀、记忆、惆怅的节日，像波澜壮阔统摄一切的大海，每一个小镇人的神经都会随之起伏。小说中的人物，以潮汐的方式，一寸一寸爬到沙滩上来，往返不停，突然掀起巨浪，来到军坡节这个节点。明媚灿烂的一面是，一九九三年夏天，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机勃勃，镇上成立了以杀猪佬歪嘴昆为校董的私立小学，并且延请到退休的教出奥数获奖学生的老师。经过一九九三秋到一九九四夏整整一年的努力，私立小学已初见成效，不少学生在考试中力压瑞溪镇中心小学，杀猪佬天天嗓门奇大酒量倍增，满嘴“拔你母”都带着光荣与骄傲。少年潘宏亿们天天吹号子，正在等待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军坡节，装军游行，一个回望和重振古代威风的节日。如此声势浩大、隐忍着巨大能量的开端，就像特地为了宣告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且是一个虚弱、走形、喧哗、堰塞声听的时代。吸毒佬曾德华的偷盗行为就像一只耗子，贼溜溜地进入这个空间一闪而过，带着不祥的气息，半疯半癫的落魄大学生王科运张贴大字报揭发曾德华，由此，二人的混战几乎抢了军坡节的风头。这是一个粗野、混沌、热闹、但向上的故事开端，每一个故事中人都像没有沥干水的抹布，带着湿漉漉的原生态，每一个人都掏心掏肺地活着，毫无遮掩，打架、偷盗、赌博、骂人、嘲笑、嫌弃，连少年潘宏万都那么正义凛然，要拼尽力气去追赶盗贼。
而整个小说中最年长、最有生活经验，也是最主要的人物老潘和黑手义，却是两个心事重重的老者，两个人在这个民众狂欢似的节日里，陷入各自的惆怅，他们深陷在各自的“病根”里苦苦挣扎。老潘因为年轻嗜赌，间接导致老伴早逝，这个往事让他始终生活在愧疚中。他的身体在心事压力下，变得幻听严重，被似真似幻的小号声折磨得几近崩溃，他心里发虚，迫切地感觉到生命中的晚年正劈头而来，心口抽紧，眼皮乱跳等等，他一直都觉得是去世的老伴，纠缠着他。不过一九九四年的装军游行，治愈了他的忧郁，小说对游军做了一番热血昂扬的描述，“整个游行队伍已经不是在装军了，他们本身已经是冼夫人的将士，满腔豪情，即将挥洒血汗，灭盗平贼。他们的脚步踩出力度，他们的神情饱含荣耀。”这给老潘阴冷鬼气的生活带来了荡涤出新的机会，他被洗礼出阳气和健康，“老潘隔着人群，隔着些许的距离，随着队伍，走进迷蒙又清晰的往昔。近来那些纠缠着他的事，在此时，在队伍过去又折返之后，渐渐清晰又渐渐散去。他没确定是不是已经看清了午夜醒转时墙壁上的空无，是不是已经清楚那间日本楼里的隐藏，是不是已经听清楚那时时回旋在耳的鸣响，但，这都不重要了。天气这么闷，他出了一身汗，衣服淋漓，他想，该下楼冲一个凉水澡了，然后，去买些菜回来，准备招待今天到家里来的亲朋。”
黑手义是最害怕过军坡节的一个人，每年进入六月他就开始失眠、流汗、暴躁，最严重时还会呕吐发烧。病根就是他头婚的大儿子，在军坡节上门寻祖，却被群打误伤，而后又遭到现在老婆儿子们的反对阻拦，无法入得族谱。大儿子后来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儿媳杨南带着孙子孙女来到镇上讨生活，他们像历史的遗腹子，一直盯着他，让他无法忘记过去。黑手义的军坡节恐惧症，和杨南从今年年初把女儿、儿子安置在新街有关，和当年那场发生在他家里的打架有关，和杨南的儿子垂首等在他门前有关，和他拒绝帮杨南有关。临近军坡节，黑手义不得不把每件事情都与自己的心病联系起来。不过对于黑手义来说，军坡节的停办也是病情的缓解剂。
一九九四年是一个转折之年，以军坡节停办划下一道线，在小说中，则是神明不肯附身“降童”，“每个人都没料到，这一年之后，安稳、静默、封闭、单调又杂乱无章的日子，随着装军的远去而频生变化。”林森的《关关雎鸠》没有做出“关心世界”的姿势，但小说讲述的年代还是泄露了许多时代的密码，一九九三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兴起，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八十年代的理想浪漫色彩急剧褪去，老潘和黑手义这样从村里奋斗到镇上来的寻梦之旅也逐渐变得困难。从小镇外面的世界来看，房地产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开发区建设等一下就使得市场化的潮流涌动起来，在拉动经济的同时，导致急剧的分化和腐败，这些宏大的词汇都在小镇生活中有所体现。黑鬼这种有关系、脑子活，敢于搞事情的人成为小镇上的成功者，他开赌场、暗中怂恿白粉市场的存在；蛤蟆二这种兼具黑社会、商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角色，一路通吃；镇政府形同虚设，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在小镇居民彷徨无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向政府伸出手，王科运这个喜欢报告的人也转而依靠在镇上到处贴大字报。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时间大概在1993—1995年间，这个时间段位于士绅社会、人民公社之后，在这两个阶段，小镇或者乡村的居民，从精神到伦理上，都有一套“群社会”的结构，有一套生活政治、公共政治的法则，包含了各类生产关系组织形式，也承继了家庭文化的精髓。但一九九四年以后，小镇居民是被赶到了荒野上，个人、国家（基层政府）、集体（家族或者村社）三层结构几乎等同于一个结构，都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地缘乡情的纽带七零八落。
二
军坡节的时候，黑手义的孙女张小兰想起自己的父亲（张英杰），“不能不想起他衣服上的油污，不能不想起他在省城那家窄小的修车铺，不能不想起他用胡子扎她时的麻痒。她当然更想起父亲在时，她就是一个温柔羞涩的女孩。她更忘不了那个把全家人的一切都带走的时刻。”最令人惊醒的一句话是：“父亲离开之后，她变得暴戾而尖刻。”整个瑞溪镇在“军坡节”停办之后，无疑也走在一条暴戾而尖刻的路上，人们无所依傍，人们因茫然而到处投靠，《关关雎鸠》之中一直有一个“问鬼神”的路线，瑞溪镇上的人们一旦生活事业上有了问题，在危机的关头，总会去问石头爹、六祖婆、五海公，甚至去问被降童的王科运。可能有人自然而然地把海南岛上小镇的生活方式简单类比成一个马尔克斯式的文学问题，其实这可能是一个误解，这只不过是一种当地人或者说当代中国小镇居民精神迷茫的形式和寓言式呈现。人们从一种安稳、直接、亲近自然、天地一体的乡村社会，来到小镇社会或者说行政体制上的乡域社会，在经济大潮的直接粗暴冲击下，在缺少国家政治层面的精神引导，和民间组织内部的归属和规范时，每一个人都成了被撒在荒野上个体，每一个人都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镇上的生活是一点一点开始变化的，而青年们是最早被投入慌乱和漩涡中的人群，比如青年队群体的归属感和仪式感的寻找，镇上的生活乏味枯燥，每个青年人都喜欢读武侠小说，喜欢看香港传过来的武打片，于是红毛升成立了龙虎会，在同学之中耀武扬威，让青年潘宏万很羡慕，但是他又被排除在外，无法进入到这个组织中。于是，潘宏万在翅膀硬起来之后，首要的目标就是在高中成立了一个小帮派，小弟二十几个，横行校园里，威风八面。张小兰退学跟黑鬼住在一起，后来带着弟弟张小峰也住进来，黑鬼开赌场。张小兰对跟黑鬼住在一起也是犹犹豫豫，但对一个失去父母保护、被爷爷黑手义拒绝的少女，在瑞溪镇横行的黑鬼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黑手义的儿子许召才本来老实勤恳，但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震撼，看到赌客一捆一捆地赚钱，顿时冲垮了他的安心和本分。小镇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家破人亡屡见不鲜，打架、赌博、嫖娼都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以许召文在永发镇的发廊里找妓女，本来聪明并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潘宏亿去吸毒，就势在必然，就是让黑手义、老潘这一辈人痛感的无力回天。
王科运的疯癫历史就是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阴差阳错地卷入政治事件，没有成为烈士，却葬送了个人前程，于是一个个性张扬、试图走向广场的知识分子，被拉回到小镇生活政治的圈子里。实际上他仍然还有其他选择：成为初中物理老师、成为小学老师，甚至成为一个小商贩（他的粽子很受欢迎），但是他一直在延续广场政治时期的被迫害的思维方式——告发与揭露拧结在一起。他告发学校领导贪污教室修建钱款，被停职，后来一发不可收，到处贴大字报，从贪污腐败到个人私事的兄弟分家、婆媳争吵都是他贴大字报的内容。他像一根长长的鱼刺，扎在小镇人们的生活中，吐不出咽不下。他会揭发曾德华吸白粉偷盗的事，也会因为赌博的啤酒机往县城、县委书记“便民信箱”上投信，上书“瑞溪人民期盼安宁生活，希望政府给下一代营造一个无赌的健康环境”。
王科运的生活发生改变是在一九九七年，他自称五海公“降童”在他身上，自从末届军坡节之后，五海公就再也没有显现过，此时他毫无预兆地降临，降临到王科运身上。王科运的能力就是挖掘瑞溪镇人们的秘密，搞得小镇上人人提心吊胆，害怕被他曝光，同时他的预言能力，也让瑞溪镇上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绚烂”的色彩。王科运这个人物特别类似2011年导演韩杰的《哈喽，树先生》，同样都是直面底层现实的视角和“冷静地呈现变革中国及其人物命运和伤口”式的人文情怀。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大龄北方青年树，性格懦弱，生活工作郁郁不得志，且因童年时期父亲错杀哥哥一事留下阴影，神智开始有些错乱。口中常常念叨先知式的预言，而他的预言荒诞离奇，却成为地方实力派和富翁眼中的“大师”。王科运在集资事件、吸毒、赌博等事件中，都扮演了拆穿者的角色，他用降童的方式，让人们半信半疑；却又像预言者，每一次都言中揭穿了人们遮遮掩掩不敢相信、不忍直视的真相，他以妖魔化的方式为小镇降魔除妖，这个妖魔主要是指心里的妖魔。
小镇的混乱终于走到了极端，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最重打击——为钱疯狂，大家疯魔了一样把钱投给三多妹，等待不劳而获钱滚钱。王科运依然坚持不懈地捣毁这些迷幻，每天醒来，街上就多了无数张字迹清晰的纸，写着：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到三多妹那里投了多少钱。王科运没有多加评论，只在每张纸的最后，用红色的笔写了一行字：“小心被骗。”之后就是王科运被打，被打断手指，让他无法书写，这是对他贴大字报的报复。这一次连王科运都要求助于五海公显现，“抽掉他王科运内心所有的迷乱与癫狂，所有的死脑筋和不识相，所有的痛心与伤怀，让他在这场雨水之后，重新做人？”这是小镇人们心中的疯子王科运第一次带有自我反思的语言，连疯子都知道自我反思了，那真正疯狂的就不是王科运，而是他人。“王科运想，谁被骗，谁不被骗，关我什么事呢？那些人贪钱，举止何尝不比自己更加癫狂？我又管他们是否被骗呢？关我鸟事？被骗了才好，谁让他们贪得无厌？”王科运终于正常思维了，不再是偏执的思维，而是像芸芸众生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不再关心他人的伪装、苦难、公共的福祉、广场上的事情，他被疯狂的人们赶上庸众的舞台。小镇上的最后一次预言，已经不是王科运的手笔：“三多妹不见了。”剩下的就是小镇上疯子们的游戏和表演，父子反目，夫妻分离，层出不穷。
三
祭祖归家是作品中一直渲染的一种最重要的生命的仪式感。张英杰一家每一个人都在对此求之不得的路上，成为严重的心病。每到清明、春节等节日，张小峰的同学都有老家可以去，有墓可以扫，有祖可以祭，而他家人从没有过，他隐约能感觉到父亲张英杰为什么会回来认黑手义。黑手义一直对六角塘祖婆的预测耿耿于怀，“前面的事情做不好，后面的事怎么能做好？房子的地基没埋好埋正，墙能不歪？”而老潘的亲家公打铁公，则是一个被儿子们抛弃的人，这让他死不瞑目，尸体都不肯就范，以致师傅公不愿意为之举行斋事，他说：“打铁公跟铁一样硬，肯定是心中有事，肯定是有一口气还没顺过去。气还堵着，事还憋着，都还没理顺，我哪敢做斋？你们把他的身子顺过来。”全家人都在石头公面前痛哭流涕，诉说往日的怠慢与漠视，原先还只是应付一下，假装忏悔，十几分钟后，真情上涌，悲戚难掩，真的觉得以往过于没人情了，哭声此起彼伏。老潘一手拎一块铁皮，一手捏着铁棍，全都掷于地下，发出乒乓之声。老潘说，拿到打铁公面前敲，越响越好。用力敲，敲出打铁的声音。打铁公的身体渐渐软了。这是老潘事先安排好的惩罚不肖子孙的桥段，也阴差阳错地理顺了打铁公的生命秩序，获得了生命应有的尊严，他获得儿孙们的爱戴，真诚地忏悔，并且回到了自己完整的生命形式——打铁中去。
这个镇上的人会担心，多年前埋下的坏种子，会在某一天发芽，长出歪斜的花朵和果实。这就说明传统的生命形式和生活伦理依然在老一辈的心中扎着根。
然而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老潘劝濒临精神崩溃的歪嘴昆去找妓女，这个动作让小镇上的老者，家庭的道德柱石老潘倍感失落。失落的原因，他说不清，接下来是老潘的一大段内心独白：“连歪嘴昆这样内心澎湃的人，都有寻死的心了，还有什么不能发生的？赌场、毒品……像风一样，正在瑞溪镇各个角落弥漫，正在日渐渗透宁静的日子，正在把一栋建好的房子的地基抽掉，今后还会有什么呢？一切都会崩塌，一切都在沦陷——连让歪嘴昆提振精神的法子都是让其去嫖妓了，还有事什么是坚贞不变的？这种改变从何时开始，又会到何时结束？小镇上发生的一切是不是很快就要蔓延到他家里来了？他没有任何方法阻止，也不晓得即将面临的灾事将会以何种方式出现，但他预感到了。”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扎根到小镇的居民，老潘和黑手义还有打铁公等老一辈人，都是顽强的打拼者，他们以自己的勤劳和独一无二的技术，安顿自己的家庭、精神和生命，他们还抱着澎湃的心情期望能延及子孙，带来长久的昌盛和不断地长进。现实带给他们的是一重又一重的打击，以及对他们所渴望的圆满和秩序的无情毁坏，连老潘这样的守护者都只能劝歪嘴昆去嫖娼，对自己孙子的再次染毒不忍说破，惧怕面临家人精神的彻底崩溃。于是老潘和黑手义的原乡情结就不是虚泛的抒情，而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潘宏亿吸毒逃跑，在惊慌无措中，老潘主动回到乡下，肯定是无计可施了，只能求救于逝去的先人，让他们帮助慌乱无措的子孙，于是老潘要去修缮祖屋。黑手义甚至开始怀念七月初七的装军了，虽然那会对他内心造成重创，可他习惯了。他有时会觉得，镇上的所有的坏事，都是从装军停止后开始的，赌博、吸毒、贩毒、发疯以及越来越躁乱的人心，都在装军停止之后集中爆发了。躁动不安的镇子，让他有搬回村里的念头了。贾平凹在写完《秦腔》后说：“风俗民情这些东西都是人在吃饱饭以后人身上散发一种活力，它依附在人身上的。就像农村做饭一样，没有火自然也不会有烟。……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魔幻、装军、降童其实代表了一种原初的秩序，一种在乱世中人心的安慰归属和原乡情怀，六角塘祖婆婆说前面的事情搞不好，子孙如何能好的话，不会算命的石头爹能应承各种场合，不过都是在重复一些乡村小镇日常生活的常识，再以“封建”的形式复原我们被金钱迷障的情感。林森在小说的结尾也不失时机地批评；镇政府的无能，间接地导致了无序混乱的社会秩序，蛤蟆二的“江南不夜城”被曝光后，媒体报道的题目是“为什么没有任何文化生活？”镇政府的见风使舵，为凸现政绩、挖掘地方民风民俗、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大张旗鼓要恢复装军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瑞溪镇政府形同虚设的，多年来没被任何人注意，这一回，可算是少见地有魄力了一回，赢得了不少的好口碑。”但这个差强人意的恢复举措还是胎死腹中，因为镇上和村里装军队伍的资助问题，而引出“维稳”的问题，这个让大家精神一振的火焰被掐死了。
重新恢复“军坡节”，小说里用了“一个燃烧的夏天”这样热烈的词汇，大概是在表达一种迫切的重整人心、重振精神气的愿望。小说以对降童的声音呼唤式的描写结束，像一针强心剂：“那声音翻山越海穿透晨光，淹没了所有方向尽失的癫狂，淹没了所有人声喧闹的癫狂，也湮没了所有独自面对无边夜色的癫狂。那声音在南渡江水面上光泽温婉，终于漾上江岸边的小镇，把一切喧嚣带走，把缓缓涌动留下。那声音鼓震人心。”
四
社会学家孙立平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概念“马拉松结构”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不同，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占有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但始终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马拉松的游戏规则是不断地使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剩下那些坚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与被淘汰的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一旦裂开就再难加入一起跑的队伍。其实就整个社会来看，一部分乡村、小镇乃至岛屿，也处于这种“断裂”式的社会结构中，不仅仅是本地的人们外出打工、丢弃祖屋，而且还有无法恢复的、受到关注的本土的一切，小镇上老者们的绝望和濒临崩溃，就是这种结构的一个暗示。不过作家好像还是对这个小镇怀着难以割舍的情愫，所以作家让黑手义以不辞而别、自我牺牲的方式，获得儿子们对张英杰一家的接纳，完成了大儿子一家形式上的完整，并留给子孙以“查黑”的方式重新整理家族故事、理顺情感的机会。潘宏亿从笼子里出来之后，跟张小峰一起散步，跑到了学校，他说：“我来看看，有没有小学仪仗队在训练。我想确认一下，今年军坡节，装不装军？”在潘宏亿心里，那份装军时刻的骄傲一直都在，这是他在张小峰面前唯一可以夸耀的东西。这些预示着生活依然还有可以擦亮的部分，不管如何仍然有一线生机。
林森在《杂记：关于阅读与写作》中说：“初中的那三年里，我患了一个很奇怪的毛病——非要躺在四处通风的楼顶才能睡着。现在想起，其实那些夏天也并不太热，而且还有春天秋天两季，我也仍要睡在楼顶上，一抬头就看到满天的繁星或者乌云。那样的日子很难熬，天一黑就开始心慌，我尝试过在房屋里，把风扇开到最大，还是觉得气闷，翻身到了四点以后，仍旧要抱着草席和被子，摸着坏了灯的楼梯，爬上五楼的楼顶，睡到被阳光晒醒，被子拉起盖住脸，接着睡，直到阳光变得强烈。那是小镇上农业银行的楼顶。”这些经历都被他转化到张小峰的个人生活中去，以林森这样的年纪，很容易把这部小说写成一个少年成长经历中的瑞溪镇生活史，难以逃脱青春忧郁的窠臼与各种永恒正确但没有生活热度的视角。林森正是在这个地方隐藏了那种廉价的情感宣泄，他以一个成熟小说家的稳重，将两位老人老潘和黑手义作为小说的主角，让他们葆有整个乡域世界的秘密和沉痛，给古老的、日渐衰败的乡镇世界，乃至当代中国的一部分发展历程作了一个最恰当的注脚。小说题为“关关雎鸠”，古人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雌雄有固定的配偶，又被称作贞鸟。但在这部小说里，我愿意将它理解为共同经历漫长一生的老潘和黑手义两个老人悲伤无解的友谊：黑手义跟儿子们吵架后，到老潘家过夜，两个老头在空空荡荡的屋内说话。话少的时候，烟瘾就重，烟头的火光在黑沉的夜色中暗了又亮亮了又暗。两双老眼相对，把夜晚无限拉长。小而言之，两个人是瑞溪镇无力的守护者，大而言之，他们是活力充盈、给子孙们安居的广厦式中国乡村、小镇社会老去的背影，而《关关雎鸠》就是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