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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2标志性学术成果100个字描述范例

　　标志性学术成果100个字描述范例

　　 范例1. 首次提出消弧线圈并联中电阻消除接地过渡电阻选线新方法，被上海思源电气应用并在全国推广，近五年销售额达5亿元。省科委鉴定“该关键技术解决了几十年来消弧线圈应用中无法准确选线的技术难题，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范例2. 运用跨学科方法，首次提出“宗族风土论”范式，阐明当代＂宗族＂与近世宗族的结构性差别及文化性联系，学理上揭示了宗族与传统政治文化的亲和关系，当代对策上也提出新见解。外文成果已有海外多学科书评等６篇。

　　范例3. 根据多天线多用户通信系统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用酉矩阵做扩频码以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频谱利用率. 采用这种新的酉矩阵扩频技术后,可以在不增加任何频谱资源的条件下把数据传输速率提高3到4倍，结果在IEEE Trans.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

　　 第二篇：特长及标志性成果

　　班级：

　　姓名：

　　注册号：

　　五、特长及标志性成果

　　1. 学生对自己兴趣、爱好、个性特长等方面的描述：

　　本人喜爱各种球类运动同时喜欢阅读。我性格开朗、积极上进;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人际关系，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勤恳耐劳，耐心细心，在工作中善于到激励他人。

　　2. 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1、2012年9月获得2011-2012学优秀团员；

　　2、高一下学期关于天体运动模型的研究与设计获得二等奖；

　　3、高一暑假参加社区服务活动并获得社区领导的好评。

　　说明：

　　1. 此表格由年级组统一下发至各班。学生在填写完毕后，将文件名称改为：班级+姓名+注册号（423程晓倩001），然后以班为单位（班级文件夹名为：XXX班）按注册号从小到大顺序统一交到年级组。

　　2、字体全部为宋体小四号，整页字数不能超300字（包括标点符号）。

　　3、标志性成果应注明时间、内容、级别（或活动范围）等相关信息。每人最多填报10项，没有的可不填。

　　 第三篇：标志性成果

　　标志性成果

　　标志性成果是指高水平、高质量、具有高显示度的成果。主要表现形式为出版物（学术专著、论文、教材、译著、研究报告）、数据模型、计算机软件、实验室、数据库、案例库等。

　　标志性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测：

　　一、社会科学类（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原创性或独创性。运用了新视角、新方法进行探索和研究，具有独到见解。

　　2、标志性与显示度。在本学科领域达到、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填补了人文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空白。

　　3、全面性与完整性。属于类、案例类、史料类、考证、考据类的收集整理类著作，具有资料详实、细致、全面、客观，描述完整，陈述自成体系，对进一步研究具有奠基作用。

　　4、实践意义。提出对政府决策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策性建议，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实用价值（预测），或对文化事业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有促进作用。

　　5、交叉性。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自然科学类（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创新性。该成果为国内外首次提出，且主要论著为国内外首次发表，并在科学理论、学说上有创见，在研究方法、手段上有创新，以及在基础数据的收集和综合分析上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贡献。在科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学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或先进、国内领先的水平，为学术界所公认和引用。

　　2、实践性。创造性地解决了国民经济或科学技术中的重大问题，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或经济效益。

　　3、交叉性。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译著类（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创新性。处于国际学术前沿，或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2、实践性。对政府宏观决策具有理论参考价值，或对学科发展起推动作用。

　　四、教材类

　　1、标志性。列入标志性成果的教材，应当是列入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建设项目之一的教材。

　　2、基础性。列入标志性成果的教材，应对本学科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

　　3.显示度。列入标志性成果的教材，应是被全国同类院校普遍使用，学术质量较高，有重大影响的教材。

　　 第四篇：学术研讨会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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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讨会成果摘要

　　第五届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华文文学研讨会成果摘要

　　 第五届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华文文学研讨会于2OO2年4月13-17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是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与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厦门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与会的海内外学者、专家共100余人，大会收到论文140多篇。会议围绕着东南亚华文文学及其研究以及菲华文学的历程和特点等问题展开讨论，意在对东南亚华文文学进行回顾与展望，充分认识东南亚文文学的当代使命。会议对学术界近年来出现的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不同评价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来自海外的几位华文文学研究者在国内报刊上著文指出，多年来由于研究活动的基础观念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而它又绕过了对其本质属性的考问，强调了“语言学的表象”，因而他们认为历时二十多年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繁荣景象是一种量的积累，而在具有普遍性学术理念的营造上并无重要意义”，华文文学研究陷入困境，因之他们提出一种全新的观念——“文化的华文文学”，认为这是强调对研究客体的尊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

　　 针对以上的看法，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把“语种的华文文学”同“文化的华文文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因为后者离不开前者，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再说把“语种华文文学”说成是“被灌入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显然不合实际，应充分看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将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一种通行语言，这是中国本土综合国力和海外华人成就的体现，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无关。再次，与会代表不同意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绩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批评显然是片面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存在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同时，研究方法既要一元论又要多样化，怎么可以独尊一已之法，否定他人已有成果？！

　　 关于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会议的热点之一。有些人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根在中国大陆，是属于中华文化的，由于双方隔绝甚久，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处于“断奶”状态，正在逐步走向自立，与中华文化脱钩。与会不少代表对于这种看法不敢苟同。新加坡华人作家李龙在他的论文《新华文学与母体文学的脐带关系》一文中说，虽然在国家认同上，我们与祖籍国是两个国度，我们当然对居住国有归属感，必须对我们出生的国家，成长的国家认同、效忠。但是，我们在文化上与中华文化的脐带关系、牵连关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根性。在用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民族性进行文学创作时，尤其新华文学在走向世界华文领域时，继承母体文化遗产是没有所谓断奶的，文化脐带也断不了，否则，只能是裹着糖衣的怪胎罢了。福建师大袁勇麟教授在《东南亚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中从汉语散文方面论述东南亚华文散文是“中华文化的延伸与发展”，她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又有异国他乡的文化特征。

　　 如何评价东南亚华文文学是研讨会关注的一大问题。许多论文或与中国文学、或与欧美华文文学进行比较，然后得出结论。南昌大学陈公仲教授、张俏静副教授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浅见》就是其中一篇，该文认为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侨民文学”向“移民文学”的转变。

　　（二）以华夏为底色，以南洋的自然人文景观为调色的独特风韵是东南亚的文化特征。

　　（三）思想内容上具有华族深厚的历史感和传统儒家精神。

　　（四）不同于欧美华文作家的学者化、学院化，东南亚作家大都是亦文亦商的业余作者，即所谓儒商。

　　（五）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导。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评价，还可以有其他角度。有的论文提出把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放在该国的文学格局中加以比较，才能衡量其地位，考察其特色。这是深化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已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与重视。

　　如何理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内涵，与会者也积极探讨。有的论文提出必须从分清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入手。亚华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邵建寅教授在《社会变革与菲律宾华人文学》一文中指出华文文学是应用中国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作者不一定限于中国人，以文为主；华人文学则是华人或华裔应用中国语文或其他国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人为主。他认为菲律宾华人文学，则在萌芽状态，将来开花结果有赖有心人的共同努力。菲华诗人云鹤在《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也有类似的看法，然而又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菲华文学的定义，应从狭义的“菲律宾华人以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扩伸到广义的“菲律宾的华人作家，以任何一种文字表达，反映菲律宾华人的文学作品”。这些主张，意在把东南亚华文文学内涵扩大，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创作反映华人心态作品的队伍。

　　 关于撰写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的创新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松年副教授指出必须打破现有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的模式，探索新的写法。厦门大学庄钟庆教授同他的同道正在撰写《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他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提出写好东南亚华文文学史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征、历史分期、主潮及代表作家作品等。他主持撰写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史》意在打破作品+作家的框架，探索以文学史为线索编写文学史。该书已写出初稿，正在修改中。

　　 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上世纪一百年间曾贡献出无数华章，未来的前景如何，这也是与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社科院黄侯兴教授的论文指出：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前，世界文化也决不会全是“可口可乐的殖民文化”。注重反映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地方色彩，仍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应坚持的方向，以更鲜活的民族精神与民族风格去永葆艺术青春。他反对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价值观念全球化的模式，认为把文学艺术的世界性也纳入其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指出：今天，面临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局面，如何抛开西方学者的后殖民语境和文化本土中心主义观点，将东南亚华文文学纳入人类文化的总体走向，准确挖掘她的实质，继承并发扬她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学者和世界华文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展望东南亚华文文学前景时，与会一些代表提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是同华文教育分不开的。虽然目前东南亚华文教育形势从总体上说是好的，然而由于在相当长时期内华文教育衰落，华文文学的发展受到影响，文艺人才的培养是个突出问题。面对东南亚华文学发展的困境，不少与会代表提出：既要看到严竣的一面，又看到有利的一面。新加坡儒商周颖南在《新世纪·新希望》中展望了21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前景，他认为随着世界跨入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开创新局面，对东南亚华语教育、华文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文文学必能在现有基础上再攀新高峰。他联系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与波折的实情，指出华文文学事业仍然任重道远，并坚信21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前景，必定无限光明。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繁荣与发展，需要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良好环境，也需要各方面的协力支持。与会代表赞赏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等长期以来支持出版或发表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及研究论著，对推动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台湾中山大学余光中教授对包括菲华文学在内的东南亚华文文学非常关注，他在讲话中重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香港作家王一桃也表示要为介绍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出新的贡献。东南亚许多华文文学团体的负责人如马华作协会长云里风、泰华新诗学会副会长岭南人等都表示希望共同合作，推动东南亚华文文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在题为《我们能共同为世界华文文学做些什么？》一文中呼吁：希望世界华文作家，为世界华文文学的著作添砖加瓦，使世界华文文坛百花齐放、百花争艳。

　　这次会议除了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外，还有许多新的进展。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来说，李国正教授等著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研究》一书，系统地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总体特征并分别对东南亚诸国的文学语言特点进行探讨，这类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实属少见。还有厦门大学林丹娅教授的《东南亚华文生态中女性写作》、厦门大学杨怡副教授的《闽南与东南亚的文学渊源》、厦门大学苏琼博士的《东南亚华文戏剧：另样的意义》、香港作家吴应厦的《香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中介站》等都有新意。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聂震宁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在我国的出版及其意义》一文反响很好，他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79—1989年为第一个时期，称为繁荣时期，出版活动反映文学界借鉴和研究的需要。第二时期（1990—2000）即市场化时期。他提出今后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与我国大陆出版人应更好地合作，我们需要走出20世纪80年代，需要在90年代的基础上有一个更为理性和主体性的发展，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建设、为人类文学事业的繁荣，做出我们共同的贡献。

　　东南亚国别研究方面，也有新的开拓。杨怡的《杜埃与菲华抗战文学》、厦门大学郑楚副教授的《五十年代与小说》，都是针对有关菲华文学论述中所忽视的现象而发的，前者描述以杜埃为代表的华侨作家反映抗战生活的特点，后者揭示五十年代《商报》小说的价值，这两部作品有联贯性，是菲华文学

　　四、五十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应引起重视。厦门教育学院沈世豪教授的《菲华散文审美情趣》、泉州师院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民俗文化对菲华文学的影响》等都不乏新意。

　　 应该指出，以厦门大学为主力的厦门是国内外“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基地”，该基地已取得不少成绩。除了举办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外，还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庄钟庆等主编，收入了研究论著十部，文学作品集十一部。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心与新加坡合办文学理论与创作研讨班，培养新华作家；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还与中文系合作开办东南亚华文文学课程及招收有关硕士研究生，今年有数名新加坡华人赴厦门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第五篇：学术成果定量化

　　学术定量化：最不坏的选择

　　邓曦泽

　　关于学术界“数篇篇”的定量评价机制，近些年来一直有人讨论、质疑，大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许多评价机构将CSSCI作为学术评价进而作为利益分配的最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此种做法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大？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CSSCI这种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统计与评价工具自身的合理性有多大？许多讨论者主要聚焦于前一问题，因为前一问题直接关系学者们的切身利益。实际上，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后者更根本，虽然它并不完全决定前者。

　　 引文索引的初衷

　　1958年，美国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创建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后于1963年创办了《科学引文索引》（SCI），然后将引文数据库的做法从自然科学推广到人文社会科学，分别于1973年、1978年创办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A&HCI）。CSSCI就是模仿美国的引文数据库建立的中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引文数据库。SCI、SSCI、A&HCI、CSSCI的目的都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而其采取的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引文情况让研究者尽快知道他要研究的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哪些研究成果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重视（包括肯定与批评），并通过引文线索，预测该问题的可能趋向。

　　自从20世纪知识爆炸以来，人类新增的知识根本无法让人完全了解，甚至同一细小领域的新增知识也无法完全了解。19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每天发表1.3-1.4万篇论文”，平均每6.4秒有一篇论文问世，“各种书籍每年增加25万种„„而1976年的大学毕业生到1980年已有50％的知识陈旧了”（田夫、王兴成主编：《科学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年，P300-301）。而至目前，仅中国的CNKI数据库的重要子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每天就增加1万多篇文献。由此可知，全世界每天新增的文献（含论文、著作、实验报告等）何其庞大。一个研究者一辈子不要说穷尽阅读所有既有与新增文献，就是他的小专业的文献，也根本不可能穷尽。当然，并非所有新增知识或新增文献都是有价值的，都值得去关注、阅读。而哪些文献可读或不可读，需要选择。

　　谁来为研究者提供文献初选呢？引文数据库就应运而生了。考察引文情况，是让研究者尽快把握前沿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如果一个研究者要引用某篇文献，说明该文献值得重视。而一篇文献值得重视，则有两种可能，或者提供了新的正面的值得肯定的知识，或者提供了新的负面的值得否定的知识。这两种情况的文献，对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来说（而不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本身来说），都是有效文献。前者之价值不言而喻，后者也非无价值的，因为后者可以使其他研究者少走弯路。

　　引文数据库就是对文献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告诉研究者。它的统计对象是研究者对文献的引用，这种引用包括了研究者对文献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但是，引文数据库本身并不对研究者对文献的引用是否妥当作出评价，而只是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它提供的数据是客观的。概言之，研究者的引用蕴涵了他对被引文献的评价，而引文数据库则是收集、统计了研究者的文献引用情况，以转述的方式告知其他研究者；研究者的引用可能有主观因素，但引文数据库的转述则是客观的，这就是研究者引用文献与引文数据库提供引文索引的关系。所以，建设引文数据库的初衷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文献积累。至于其他研究者如何对待数据库提供的信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引文索引成为学术评价与利益分配标准

　　引文索引是以刊物而不是一个具体文献为统计单位，进入数据库的刊物就是某某引文索引来源刊物（多数是期刊）。在统计学意义上，来源刊物显示的是，该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较多。这间接意味着，来源刊物所发表的文章通常较有价值。这一结论对于一个刊物来说，大体可以成立，但是，这一结论无法落实到具体某篇论文。我们完全不能说某个来源刊物上的文章都是有价值的，更不能说同一期刊上的文章的价值都是相等的。

　　研究成果需要被评价，这是因为只有经过评价，才能遴选，促进知识积累与文明积累。同时，只有经过评价，才可能对研究者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国外如何对学者进行利益分配，姑且不论。就国内来说，学术界（以及教育界）的利益分配机制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以前，学术界和其他行业一样，都是吃“大锅饭”，论资排辈。20世纪80年代以后，物质生产行业开始实行绩效考核，通过生产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来评价劳动成果，并以之为根据，进行利益分配。与这些行业相比，学术界的分配改革慢得多。这主要不是由于学术界的惰性，而是由于学术的特性。其他行业的产品的数量尤其是质量，是容易衡定的，但是，学术产品的质量很难衡定。对于学术产品来说，质量的重要性远大于数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知识与文明提供有效增量，而平庸的文献根本不可能提供有效增量，根本没有价值，反而成为其他研究者以及后人的文化累赘与负担。正是由于学术垃圾太多，才需要遴选，引文索引才有必要与价值。

　　但是，引文索引对文献价值的评价，只是非常间接的，根本不能对刊入座。那如何才能准确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呢？这个问题，很难可靠地解决。只要真理标准没有得到公认，评价就会产生分歧。不过，自然科学要比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更容易获得可靠的衡量，毕竟数学计算、实验数据、实验检验以及经验运用的客观性要高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的学术价值，虽然不是不可衡量，但要软性得多，其可靠性受诸多因素制约。

　　最重要的是受专业分化的限制。由于知识的积累，一个人不能研究太多的领域与问题，现代学术的专业分工日益细化。虽然不少人呼吁跨专业跨领域，但实际上除了对极其个别的精英，这是不现实的，绝大多数学者（包括许多优秀的学者）不要说不能精通大学科，甚至小专业都无法精通。所以，谁来衡量一篇专业文献的学术价值？只有本专业很小一部分人才能衡量。

　　其次是受范式的制约。即便在同一专业内，范式的不同，也会导致对同一篇文献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当新旧范式并存时，二者是不能通约的，也就很难对同一篇文献产生一致评价。自然科学尚且经常出现无法就评价达成一致的情况，何况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容易受立场、价值倾向等的制约。

　　对一篇文献，如果聚集该专业的专家来衡量，又能否获得比较可靠的评价？可靠性似乎相对较高，但也很不稳定，因为这同样要受各位专家的范式、立场、价值观念的制约。如果文献的论点、方法与专家比较一致，可能会获得较高评价，但这很可能恰恰说明该篇文献的价值较低而不是较高，因为它提供的东西的创新度不够。如果一篇文献与专家的观点或方法差异很大，它得到的评价可能很低，但这并不能证明该文的价值就很低。对于这种情况，该篇文献的价值有两种可能：很高或很低。创新度很高的研究成果，在开始时，其命运常常不济，其被认可的时间常常要隔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在近代自然科学史中有许多例证，如伽利略的新发现就遭到了激烈而长期的反对。就社会科学看，海德格尔用《存在与时间》去申请教授，也被教育部长给否决了。所以，有人说，创新度超过30%，就很难被当前学界所接受。如果再介入私利人情等因素，对一篇文献评价的可靠性更难得到保证。

　　因此，要可靠地评价一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不论是在知识论上，还是在社会成本上，都是很难的。总言之，很难保证一项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评价的科学性。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引用来间接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不失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一篇文献，如果被引用，通常来说，可以间接说明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将引用作为衡量一篇文献学术价值的一个评价指标，是合理的。当然，这一指标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批评CSSCI时，不应忘记，当前，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把CSSCI作为评价标准，尤其是作为利益分配标准，乃是出于打破学术“大锅饭”，促进学术来考虑的。学术需要被评价，这样才可能甄别优劣，有利于学术积累。学术被评价的前提则是产生了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是从学者的劳动中来。学者为什么要从事学术呢？当然有一些学者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但是，大多数学者是受功利驱动而从事学术的。即便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也有基本的利益诉求。一个良性制度，不是遏制人们的利益诉求，而是善于诱导、规范人们的利益诉求，利用利益杠杆，使人们的劳动投入到符合集体以至人类利益的活动中。所以，采取尽量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励人们投身于学术。虽然我们可以说，目前，把CSSCI（以及SCI等）借用为利益分配方式仍不够科学，但是，这种方式难道比“大锅饭”更糟糕？进步总是渐进的，总是相对的。有些问题，永远都没有彻底的解决之法，只有相对较好之法。科学评价标准尤其是社会科学评价标准问题，恐怕就属于永远也给不出彻底解决之法的情况。不论就学术成果自身价值来说，还是就利益分配来说，引文索引的学术定量评价真正保证的不是科学性，而是公正性，即提供客观数据，而其科学性受制于研究者的引用水平，所以相对性较大。

　　对于CSSCI（以及SCI等），我们可以批评它的种种不足，但是，在没找到更好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没有更优的替代方案，现有方案有再多问题，也是最好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定量化，即使不是好的选择，也可谓最不坏的选择。明白此点，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分歧、指责与怨气。

　　引文索引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文献检索以及科研文献交流分析，使研究者尽快把握学术前沿动态，如果把一些没有的功能赋予给它，显然既是高估了它，也是冤枉了它。对学术定量评价的批评，尤其是对CSSCI的批评，目前有一些批评找错了对象。一个搞错对象的具体案例是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的《炮轰CSSCI》，该文指出了CSSCI的四大问题（来源期刊有明显的地域偏向；一些因收费而广受批评的刊物被收入，一些广受好评的刊物被排斥在外；学科分布失衡；CSSCI沦为实权人物敛财的工具）。不论杨玉圣所述是否真实，其矛头所指对象都不对，即不应该指向“CSSCI（引文索引）”，而应该指向“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操办者）”。而杨玉圣认为该废除该标准（当指CSSCI这一引文索引本身，而不是指在某次具体遴选中入选的具体期刊），就更错了。

　　 因此，对于CSSCI，应分别地看，其价值归价值，问题归问题。属于CSSCI自身问题的，当然应该改进。对CSSCI的价值与应改进之处，田卫平的看法比较中肯，他说：“包括CSSCI在内的各种‘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有比没有好，多头比寡头好。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的实际，科学地设定各项指标参数，使评价机制更完善，促使各类期刊优胜劣汰，步入良性循环；而不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又倒退回到过去那种没有评价体系、办刊人自娱自乐、缺乏竞争意识，水平高低仅由上级领导或个别‘权威’说了算的境况中”（薄洁萍：《聚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不能承受之重》，载《光明日报》2010年5月18日第11版）。因此，对CSSCI，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否定。

　　 学术评价与利益分配方式的改进

　　可以说，做好学术评价，有利于进行公平的利益分配，调动学者积极性，促进学术。对于改进学术评价，有许多可操作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两点。

　　（一）学术打擂与摆擂

　　鉴于真正的重大创新在初期很难被人们接受，可以采取学术打擂的方式，发现创新人才，对之进行奖励、破格晋升，并为之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这种方式对年轻学者有利。当然，这是非常规的学术评价方式。

　　打擂者提出打擂申请，认为自己对某问题作出了重大创新，包括推翻了权威理论，开辟了新的领域、问题、方法等，因此他要求组织专门的辩论会，对自己的成果进行认定。如果打擂者的成果被确认，则他能够得到奖励。打擂者可以对对手（专家）进行一些条件限制，回避某些专家。

　　由于打擂需要为个别人组织辩论会，需要成本，为了减少乱打擂的情况，可以规定让打擂者缴纳一定的打擂成本费，这成本费不论打擂成败，均不退还，因为如果打擂成功，收益会远远大于成本费。

　　虽然打擂也未必真能对成果做出可靠鉴定，但是，打擂有一个附带的重要好处，打擂者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成果更有效地公之于众，如果某些有实力的人知道并认可了他的成果、潜力等，可以为他提供许多帮助。

　　（二）以奖代惩，允许长期不出成果

　　有些研究的研究周期很长，尤其是基础研究。为了让研究者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应该允许研究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出成果，给予其基本待遇，而不予惩罚。但对于要晋升的研究者，则应该拿出成果。此即以奖代惩。对于那种从事长周期研究的学者，也应该理解，一项制度的实施是有成本的，如果对长期不出成果的人都允许晋升，则鼓励庸人和懒人。所以，此类学者应该明白，因未出成果而得不到晋升，乃是他从事研究的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