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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

　　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为此就要认真思考观后感如何写了。你想知道观后感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5篇1

　　这个寒假，我读了许多书，其中感触最深的，那就是中国古典著作-—《论语》。

　　《论语》刚开始看，不那么容易懂，只能依靠旁边的著解翻译着读，最后，也就习惯了“之乎者也”。《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是最后编写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春秋鲁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一生对任何人都以仁义为主，思想核心便是“仁”。

　　读了《论语》这本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是反映学习态度的，知道就是知道，不懂就是不懂，这才是聪明的选择。同样，我们上课时不也应该这样吗?遇到不懂的地方，马上问老师搞懂，学习成绩才能名列前茅。读了这本书，像是得到了大量知识道理一样。

　　《论语》真是一本好书，它可以教给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和许多学习的方法，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身边许多事的道理，不妨去读一读，看一看。

　　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5篇2

　　每年暑假，妈妈都会给我补习很多课，比如说：数学、语文、英语。可是，今年暑假只给我报了个小灵童国学班，学的是两千多年前的《论语》，我开始以为没有什么用，可是学了之后，我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论语》这本书，是根据孔子和他的学生的对话来编写的。老师教书的方法也很特别，以盖笑脸让我们互相比较，在竞争中学习。老师并不强求我们背诵，只是让我们大声朗读，用多种形式去读，所以，我们心里没有压力，感觉很轻松。所以，在不知不觉中，许多内容就能熟读背诵了。在课堂上，老师常常会选出一些与我们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句子，让我们独立思考，可以相互讨论，然后讲讲意思，最后老师进行点评、补充、总结。

　　我性格比较内向，在国学班学习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说我变得开朗多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经常进行一分钟演讲，我感觉这对提升我们的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和演讲能力很有帮助。我上台也由非常紧张到比较自如，不再像以前那么胆怯了。下课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玩一些健身小游戏。

　　《论语》里好学的颜回，我最喜欢，因为“回也闻一以知十，”就是说颜回能够举一反三。如果同学们都能做到这样，学习肯定会容易得多。这本书里的许多道理、方法，对以后的学习一定会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学习《论语》非常好。

　　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5篇3

　　在这个假期里，老师又上我们背诵了《论语》这本书，再次走进论语，给我的感受有很多···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智慧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圣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孔圣人。

　　《论语》教会我如何学习，例：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温习旧知识时，能有新体会。新发现，就可以当老师了。

　　《论语》又教会我如何做人：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就好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如何行走呢?

　　《论语》还教会我如何孝顺父母，例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子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其父母健在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父母去世后就要观察他的行为，三年后没有更改父母的为人行动，那就算是孝道了。

　　如果下次还能再读到这本书，我一定会更加认真，更加仔细的阅读!

　　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5篇4

　　前几天，我们学校发了一本书，名叫做——《论语》。

　　第一篇叫做“学而”，学了“学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孔子说的那句话： “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学了以后经常复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和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开心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别人，不也是一个君子吗?这句话给我记忆深刻，是啊，学习过了的知识再复习非常愉快，和你有一样志向从远方来的朋友是很令人开心的。从中我学到了学习过的知识再复习，是非常愉快的.，要多温习学习过的知识，不憎恨，不怨恨别人，也算是一个君子。

　　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二篇，是有子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一个为人是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没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了。我的感受是要孝顺父母，顺从兄长，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观看《论语》儒家经典的观后感5篇5

　　寒假中，我在爸爸的要求下，背完了《论语》，使我对孔子的思想有了初步的体会。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论语》是语录体著作，涵盖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道德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广泛，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而成。

　　通过对《论语》的背诵，使我了解到孔子对各个方面的深入理解。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实行“有教无类”，只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他教育学生从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拿十条干肉作学费，他没有不教育的，使教育不再是贵族的权利，他开创了私人教育的先河。从这一点来看，他不愧为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学习和思考的论述非常精辟，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不思考，就会糊涂;只思考不学习，便会疑惑不解。说明“学”与“思”结合才是学习的正确途径。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为了这个目标，终生去践行它。他的思想对现在的社会仍有启迪。他为了这个目标，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到了老年，他开始修订《春秋》、《诗经》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做出了贡献。

　　通过对《论语》的背诵，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我决心在以后的生活中努力的去践行它。

　　第二篇：谈儒家担当观

　　谈儒家担当观

　　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很重视担当精神，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担当观，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儒家担当观的形成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宋代儒家担当观是随着理学的兴起而深化发展的。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检索《四库全书》，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如“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担当了”；“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四库全书》中可检索的就有30多次，《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如他谈到孟子时说，“决然不为小人邪说所乱，不为小利近功所移，然后可以向前担当，鞠躬尽力，上成圣主有为之志，下究先正忠义之传。”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顾宪成说过：“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的主要内涵

　　 “担当”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抵挡、担任、传承、裁决、掌握、承受重担等多种意思表达，但最基本的还是接受并负起责任的意思。我们认为儒家担当观的内涵包括强烈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意识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君子人格、奉献精神等。

　　 责任意识。这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儒家典籍中有很多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名言，士人、官吏中也有许多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事例。早在先秦时期，担当就是君子的美德。春秋时子产鲜明地提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为挽救危局、拯救人心，孔子奔走列国，虽饱受磨难亦不肯放弃。他不避艰难，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当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便致力于平民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其思想更是影响了后世几千年。孟子救世心切，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国语》中也有“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的担当思想。东晋时祖逖为北伐中原，“闻鸡起舞”，中流击楫。唐代韩愈也是雄心勃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到宋代，理学家们为重建社会秩序，积极承担培养治理天下人才的重任。如周敦颐志向远大，“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张载评价程颢“救世之志甚诚切”；陆九渊坦陈“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范仲淹自少年时起便慨然“有志于大节”，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时写过这样的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手中握。”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致顾炎武在回顾宋代历史时称“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清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为无数后人景仰。总体来看，宋代以后的文献中涉及“担当”一词大都强调“接受并承担责任”的意思，如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有“所以用程昉者，为河事无人谙晓，又无人肯担当故也”；元代刘因撰《四书集义精要》称“如谓任侠者，是能为人担当事也”；明代海瑞称“自国初至今日竟无一人担当此者，何其故”，由此可见敢于承担责任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

　　 忧患意识。儒家担当观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忧患意识。儒家典籍中关于忧患意识的内容很多。如《周易》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恐惧修省”，“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论语》中也有多处，如“君子忧道不忧贫”。《荀子》也引孔子的话，告诫君子要善待百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也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淮南子》则称“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元史·抄思传》总结了人在三种情况下可成就一番事业，即“知恐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最典型的反映儒家担当观中忧患意识的，当是范仲淹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汤一介先生就说过，“自孔子以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正因为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谨慎、小心、周详地考虑问题，有为君子、士人才能成就担当的责任，完成历史使命。

　　君子人格。儒家重视君子文化，注重培养士人的君子人格，强调道德，注重节操。先秦典籍中提到“君子”的语句很多，据钱念孙先生统计，《周易》中提到53次，《论语》中提到109次，《孟子》中提到82次，《荀子》中提到304次，《诗经》中提到180次。儒家担当观的内涵也包括君子人格。因为敢于担当，就必须要有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奉献、服务的精神，这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强调大丈夫人格，“善养浩然之气”，要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攀龙在解释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时说“当死便死”，“虽然杀身也要成得一个仁字才好。不然徒死无益，直如草木耳”。曾国藩也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正因为儒家倡导君子人格，在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文死谏、武死战的优良传统。每当民族危难之时，就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民请命，可歌可泣。

　　 奉献精神。肩负担当的使命，往往要付出，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需要有奉献精神。翻阅史书，我们可以看到为担当而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的比比皆是。南宋初年岳飞英勇抗击金军，令金兵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由于秦桧等陷害，最终屈死**亭。明代张居正誓言“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作为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明史》称，他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但仍然没有逃脱死后被清算、抄家毁墓的命运。至于因劝谏而遭惩罚的事例也俯拾即是，如宋代宋敏求、苏仲、李天临等熙宁三舍人，就因犯颜直谏被罢官；明代杨继盛为弹劾奸臣严嵩遭“弃世”。即使这样，仍有许多志士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像南宋时期理学家胡宏，鉴于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声称“吾徒当以死自担”；明代海瑞曾备棺上谏。所以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

　　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

　　-01-06 17:24 来源：学习时报

　　我有话说

　　作者：中央党校强舸 薛伟江

　　“敢于担当”是我们党新时期好干部的重要标准。《准则》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体现了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彰显了我们党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也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担当精神体现着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和优良作风，体现着对党员干部先锋作用和履职尽责的应有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有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畏艰难、不畏困难的担当精神，使我们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引领和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中流砥柱。现在，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的矛盾问题更为复杂严峻，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特别需要党员干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在攻坚克难、破解难题上走在前列。

　　与时代和现实发展要求相比，当前干部队伍中相当程度上仍存在担当不足、不敢作为的问题。有的对工作被动应付，推一推、动一动，缺乏应有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有的遇到矛盾问题绕着走，怕惹麻烦、添负担，没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自觉性；有的在急难险重问题面前，玩忽职守、躲闪回避、贻误时机，造成问题的复杂化扩大化；有的遇到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信奉“好人”主义和“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有的甚至把从严管党治党同敢于担当负责对立起来，为自己的不作为找理由、做开脱。分析干部队伍中种种不担当、不作为现象，既有干部个人党性意识淡漠、责任观念弱化等主观原因，更受到如何对待干部不同表现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如果尽不尽责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难以激发广大干部的进取心和创造性，就必然出现不担当、不作为的倾向。

　　干部担当和组织担当是一个有机整体。落实《准则》要求，增强干部的担当精神，就要在强化干部内在自觉的同时，着力构建激励和保护担当者的选人用人机制和社会政策环境。要强化“敢于担当”的好干部标准，把“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遵循，注重提拔和使用那些敢于改革、善于任事、锐意进取的好干部。要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敢于为优秀干部说话，尤其是在招致非议、受到委屈的时刻，要成为他们的坚强支撑，不能因为在改革创新中出现难以避免的失误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不必要的思想压力。要坚持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加大治庸治懒力度，对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的干部要严肃批评，对在重大事项和关键时刻放弃担当、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依纪依法处理，不能让庸官、懒官、“圆滑官”占便宜、得好处，真正形成奖优罚劣、鼓励担当的良好社会环境。

　　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

　　-12-07 10:07 来源：浙江日报

　　我有话说

　　作者：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蓝汉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并将“敢于担当”作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担责”，把敢于担责作为党员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敢于担当已经成为衡量新时期好干部的标杆之一。

　　什么是敢于担当的好干部？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干部敢于担当，就是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

　　一、党的事业第

　　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敢于担当的好干部的内涵和要求。

　　 为什么好干部要敢于担当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敢于担当。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的干部的担当。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要比群众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吃苦在前。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无数党员同志敢于担当，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一切。敢于担当是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敢于担当，既是党员先进性的要求，党的优良作风的体现，更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好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发展的“领头雁”，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实践中得到生动的诠释。

　　敢于担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无不体现了志士仁人为国为民担当的胸怀。近代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都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我们依靠的就是在民族危难关头那一个个敢于为国为民担当的志士仁人。敢于担当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新的形势要求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当前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缩小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展现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及主攻方向，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明确的战略需要优秀的党员干部贯彻执行。新形势、新战略迫切需要敢于担当的好干部。

　　 如何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

　　能担当。能担当要求党员干部有担当意识。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之中，党员干部要认识到敢于担当是对民族的责任、是对人民的责任、是对党的责任。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担当意识，要把个人的担当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领会惟有尽责才能实现梦想的道理。能担当要求党员干部有担当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铁肩才能担道义。当前的新形势对党员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员干部必须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立足本职砥砺品质、锤炼作风，练就服务群众的真本领。担当意识明确担当责任，担当能力决定担当范围，能担当的好干部必须是担当意识和担当能力的统一。

　　敢担当。当前，有的干部在工作中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怕担责，怕担风险，怕得罪人，说话绕着说，做事推诿扯皮，不履职不尽责。这些不敢担当的表现，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做敢担当的好干部，首先要敢于破解难题。党员干部要敢于面对改革中的难题，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于冒风险、涉险滩、攻坚克难。我们要牢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调研期间对浙江省提出“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期许，紧密结合浙江实际，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勇于破解改革难题，坚决贯彻落实“拆治归”转型升级组合拳。其次要敢于承担责任。党员干部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关键在于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在工作中，党员干部要敢于承担责任，对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要及时报告、及时总结、及时纠正，主动承担责任。党员干部要相信党和人民会对自己的工作作出中肯的评价。古有“狭路相逢勇者胜”，今有狭路相逢敢担当者胜，只有真正敢担当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和本领，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善担当。担当不是要求党员干部做有勇无谋的“莽张飞”，而是要求党员干部做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善担当要求党员干部在担当时讲党性、顾大局。要从全局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推动整体的发展。面对大是大非时要讲党性，敢于亮剑，坚决与之作斗争。善担当要求党员干部在担当时讲究工作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问题与矛盾时善于抓重点、巧解决，做到“四两拨千斤”。善担当要求党员干部在担当时讲纪律、守法律。在工作时要坚守法律底线，牢记纪律要求，在合法和遵守党规党纪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善担当要坚决反对乱担当。担当不是滥用职权、目无法纪、为所欲为，而是权责分明、依法做事、依规工作。担当是在法律约束下的担当，是在党规党纪约束下的担当，是在制度约束下的担当。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善担当是敢于担当的生动实践。因此，只有做到善担当才能实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锻造勇于担当的政治品质

　　-05-24 10:0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中共河北省纪委副书记 吕永志

　　勇于担当是领导干部的优秀政治品质。习近平同志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勇于迎接挑战、敢于承担责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勇于担当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勇于担当的优秀政治品质。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奋斗史。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理想作为奋斗目标，担当起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神圣使命，矢志“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担当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投身抵抗侵略的伟大斗争，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毅然决然地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自觉担当起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勇敢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我们党才不断发展壮大，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勇于担当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必然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广大领导干部要有四种担当。一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政治担当。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二是攻坚克难、敢闯敢拼的改革担当。始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积极进取、主动作为。三是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为民担当。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做顺民意、谋民利、惠民生的实事，扎扎实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四是夙夜在公、恪尽职守的责任担当。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基本要求，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担任何种职务，都要坚持原则、忠于职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把锻造担当精神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指出，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不愿担当、不敢担当的问题仍然存在。面对为官不为等新问题，管党治党应将是否具有担当精神作为干部评价的重要标准，促使领导干部努力锻造勇于担当的优秀政治品质。

　　担当精神并非与生俱来的，需要在长期的理论学习、实践砥砺、党性锻炼中逐步培养和升华。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练就担当的过硬本领。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也要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还要有夙兴夜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劲，培养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凛然正气，增强勤政为民的意识和自觉性。

　　 第三篇：孔子和儒家的文学观

　　第二节 孔子和儒家的文学观

　　一、孔子及其思想观念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理论批评家。

　　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其文学思想与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思想紧密联系。——深刻体现变革时代的复杂矛盾。

　　（一）哲学思想

　　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孔子不愿对抽象理论问题作宏观思辨研究，更注意具体实际问题的研究——这种影响及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文论发展

　　（二）政治思想

　　“克己复礼”，这里的“礼”注入了重视人道的“仁”的新内容

　　（三）伦理道德

　　（四）思想方法

　　（五）美学思想

　　二、孔子的文学观

　　（一）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外交的关系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孔子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阶段。

　　①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

　　如：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人的道德修养总要从具体感性的榜样学起，而《诗经》在孔子看来就提供了这样的典范，使人们的言谈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礼义的依据。

　　②“立于礼”是比“兴于诗”更深入的阶段。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礼是贯穿“仁”的原则精神的一系列礼节仪式的规定。从学习生动形象的《诗经》，到掌握礼的各种原则规定，实际上就是从具体感性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认识，使立身行事严格遵循礼的规定。

　　③孔子所说“乐”，不是一般的“乐”，而是浸透了仁的精神的先王之雅乐（正乐）。

　　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小结：无论是诗还是乐，孔子都把它们作为道德修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对诗和乐作为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审美作用，则是常常被忽略或否定了的。同时，文艺对道德修养的作用也被无限夸大了。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小结：孔子对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固然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导出的必然结论，同时也是时代风尚所使然。

　　（二）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思无邪”源于《诗经·鲁颂·駉》

　　“思”有两种解释：一，作为语助词，没有实际意思；二，作思想内容解。 “无邪”即是“归于正”。

　　两种对“无邪”的不同解释：

　　①汉儒：《诗》三百完全符合儒家“正”而“不邪”标准，因此产生不少牵强附会、歪曲的理解，如《毛诗序》、郑玄等

　　②宋代朱熹等宋儒：“无邪”指读诗人而言，认识到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效果，不只决定于它的本身内容，与接受者的状况也有密切关系

　　孔子认为《诗经》各篇内容都合乎其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实际上，《诗经》内容相当复杂，不同思想内容，很难用一个标准概括）

　　孔子“思无邪”说和《诗经》实际内容上的矛盾，是孔子基本思想矛盾的反映。孔子思想一方面有维护旧制度的保守落后；另一方面又有反映时代新思潮的积极进步。因此，他能包容《诗经》中不同内容、思想倾向的作品于“思无邪”。

　　“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无邪”即是不过“正”，符合“中正”，也即“中和”。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尽量委婉曲折，不要过于直露。

　　（三）文学的社会作用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① 兴：审美作用

　　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引譬连类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感发志意 《诗传纲领》：托物兴辞

　　诗歌的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可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获得美的享受。

　　文学的美学作用等于作者加读者 区别：诗可以兴——兴于诗——赋比兴（诗歌具体表现技巧）

　　② 观：认识作用

　　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考见得失

　　社会背景：赋诗明（言）志

　　孔子观点侧重于诗歌所反映的社会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心态——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具体、确切反映——现实主义特征

　　③ 群：团结作用

　　何晏《论语集解》：群居相切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而不疏

　　文学作品可以使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基于孔子“仁者爱人”与“泛爱众”的基础

　　④ 怨：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

　　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怨刺上政 黄宗羲《汪扶晨诗序》：怨亦不必专指上政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怨而不怒

　　“怨”是针对“不仁”的诸多现象，包括社会不合理现象；爱情婚姻的不如意；现实不良政治

　　这一点体现了孔子思想中的民主和进步因素，也是孔子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传统。

　　补充：“兴观群怨”从不同侧面论述文学社会功能，但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地统一于一个艺术形象中的。清代王夫之《诗译》对此有深入阐述、发挥

　　（四）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

　　①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不要片面离开内容追求形式华丽

　　②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质：内在品格 文：外在仪表

　　文质并重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论语·八佾》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看法，与他以仁、礼为中心的道德修养学说密切关系。他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以内容为主导，形式、内容并重。

　　以上观点，继承发挥了《周易》“言有物”“言有序”，以及《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五）雅乐与郑声：倡雅乐，反郑声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放：禁绝 淫：过分，不合中正平和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

　　雅乐：“古乐”，主要是曲调平和中正，节奏比较缓慢德音乐，如表现古代先王功业的音乐（《韶》《武》），《诗经》中的《雅》、《颂》的配乐

　　郑声：当时的“新乐”，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容易激动人心

　　小结：这反映了孔子文艺思想保守的一面，不合潮流。这也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看不起民间新文艺，视戏曲、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德低贱之作的重要根源。

　　三、孟子及其文学思想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

　　（一）“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

　　基础：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诗乐论

　　“仁者爱人”——“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本”

　　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乐”的内涵：“与民同乐”之“乐”，指快乐之乐，包括一切美好事物之享受（物质与精神）

　　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否能“与民同乐”，以百姓之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

　　 关于“古乐”与“新乐”：如能做到“与民同乐”，“今乐”也是“古乐”

　　——发展和革新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实际也肯定了“今乐”

　　 “与民同乐”的哲学基础：孟子的人性论——人性之本皆善良，人性是

　　有共同方面的，包括人的爱好都有共同之处

　　（二）“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以意逆志：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本意

　　文：最表层的文字词语

　　辞：文字词语组成的篇章

　　志：诗人的创作意图

　　 关于“意”：读者（解诗者、批评家）之意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要了解作品，必须先了解作者；要了解作者，应当了解其时代的问题。这是批评和欣赏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则与方法。

　　 针对春秋时“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主观臆断解诗方法

　　（三）“知言养气”——“文气”说

　　（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

　　浩然之气：人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时所具有的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志——气——言

　　作者具有内在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

　　 “气”（孟子所说）是仁义道德修养的结果，是可以学而后至的，非先天

　　个性气质特征之表现

　　 不同：曹丕之“气”

　　 同：韩愈《答李翊书》之“气”

　　 第四篇：观感

　　观“安徽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先进事迹报告会”有感

　　合肥市葛大店小学 刘芳琳

　　今天有幸观看安徽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会上七位报告团成员分别介绍了自己、同事或亲人的先进事迹——“一个老兵的致敬”：赵克信、“最后的抉择”：赵荣凯、“‘骆驼书记’的百姓情怀”：储诒权、“永远做老百姓的‘遮雨伞’和‘老黄牛’”：李宏祥、“村官说说心里话”：杨传杰、“将生命融入使命”：李传扬、“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苗为民，一个个生动的事例诠释了先进人物们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报告团成员们以朴实无华的语言，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先进人物们多年来扎根基层、立足岗位、顽强拼搏、甘于奉献、报效社会的事迹。整场报告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让在场的党员群众们深受教益，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在观看完报告会后，我们的心情激荡久久不能平复，他们的先进事迹、感人故事，都蕴涵着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员，这就是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这就是基层干部的典范。他们奏响了共产党员华彩的乐章，展示了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闪烁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灿烂光芒。我们要以代表们的先进事迹不断激励自己，转化为工作中强大的推动力，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从而更加自觉地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到事业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勤勤恳恳，为祖国繁荣，社会的和谐贡献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通过这次报告会的学习，我们在今后应该做到：

　　一、以先进典型为镜，增强党性修养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其中“照镜子”是关键步骤，又是重要方法。以先进典型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净化心灵、提升思想境界，要学有所思，学有所行。向先进学习，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紧紧围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照先进典型，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深刻反思和思想交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品德修养，增强党纪观念，努力提高辨别能力、政治定力和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先进典型为镜中升华思想境界，凝聚工作劲头。

　　二、以先进典型为范，坚持学习教育

　　通过先进代表的示范作用，坚持学习教育，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把宗旨意识、群众路线真正装到心里去，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此次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教育实践活动的安排部署和具体要求上来，引导党员、干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自觉投身到教育实践活动，使全公司的党员、干部思想统一，认识提高，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私奉献精神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名教师，我将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中，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私关爱学生、服务学生，用实际行动向他们学习。

　　 第五篇：儒家公正观与墨家平等观的比较研究

　　【原创】儒家公正观与墨家平等观的比较研究

　　本文是博主最近所完成的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敬请诸位博友批评讨论。

　　 儒家墨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大学派。在建设中华新文化中如何批判继承儒墨学说呢？毛泽东早就指出：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但是问题是，儒家和墨家学说各自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我国思想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从来没有取得过统一的认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学术界一直缺少一个公认的最基本的学术评判标准和尺度。研究者都宣称自己在作学术研究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尺度，准确运用决非易事，而且由于各自理解不同，具体操作时也会产生很多偏差。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洋洋几千万言，到底要运用其中的哪些观点来判断一种学术问题，往往使人迷茫和困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实、友善”[2]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的福音！因为价值观“是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含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它往往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形态。”[3]进一步说，价值观就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何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最基本标准。今天我们只要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够而且可以正确分析和辨清儒墨学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从而为我们今天的中华新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材料借鉴。

　　一、儒家公正观和墨家平等观的内涵分析

　　公正和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当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不仅如此，公正与平等还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比较丰富系统，但没有论及社会的平等问题；墨家公正思想不如儒家的深刻全面，但对平等问题有很好论述，两家恰好形成学术上的优势互补。

　　（一）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

　　关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简称为公正），从语言学上看，就是 “公平正直，没有偏私。”[4]美国社会学家莫蒂默·阿德勒认为，公正就是“给与每个人所应得的”，“对待同状况者平等，不同状况者不等，与其不等度成比例。”[5]当代美国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则把社会公正归纳为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即自由平等原则；第二个是差别原则，即在收入、财富、资源的分配上，虽有不平等，但只有使最少得益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相应补偿时，才能称得上公平正义。[6] 考之儒家学说，确实从来没有提倡过人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儒家的社会公正观与罗尔斯提出的公正定义的第二条原则基本吻合。儒家的大同社会即公平正义的社会就是“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7]憧憬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充满仁爱和道义的社会，而这种社会要有经济公平、政治公平和社会公平。

　　1.儒家关于经济公平的论述

　　儒家认为，社会要达到公平，最重要的是要以财富的均衡为基础。因为经济上不够公平，对“鳏寡孤独废疾者”就难以做到“皆有所养。”[8]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9]因此，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0]在孔子看来，只要做到平均，社会财富少一些，人民贫穷一些，都不需担心，关键是顺应民心，财富分配上相对公平公正。

　　孟子主张恢复西周初期的井田制，认为井田制体现了公平：“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1]孟子之所以把土地分配视作实现经济公平的基础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井田大小分配不够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就不会公平合理。荀子则从减轻田租和关税的角度论述了达到经济公平的主要途径：“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12]汉代董仲舒针对世家大族“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疯狂兼并土地，以致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的状况，提出了

　　“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经济主张，认为只要“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13]北宋王安石提出了“以义理财”。他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明确提出要”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14]其主要目标就是反对当时土地和财富占有上的日趋严重和贫富悬殊，使土地和财富的分配相对的公平一些。

　　此外，救助弱者也是儒家实行经济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孟子说，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15]特别是在遇到天灾时，更要“恤邻救孤。”

　　可见儒家主张的经济公平，就要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方面遵循公平原则，要符合规范、符合情理。从经济公平的原则出发，儒家严厉批判了由于统治者和贵族过多的占有社会财富，从而导致百姓陷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孟子揭露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16] 2.儒家关于政治公正的论述

　　儒家所讲的政治公正与君王的素质高低以及政务是否公道密切相关，就是以“各得其分”作为公正标准，建立一种政治上的均衡态势，从而实现国家政局的稳定。

　　 儒家主张的政治公平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执政公正的依据是天道之公。《吕氏春秋·去私》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17]说明天地之道是普惠万物而不是偏向任何一方的。

　　第二，执政公正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必要条件。《尚书·洪范》云：“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8]就是说，君王只要做到不偏颇、不结党、不倾斜，治国之道就会做到有信、宽广、公正。《礼记·祭统》说：“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定。”[19]即政事亨通而有效的前提，就是持政要公平、中正。《荀子·王霸》也说：“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皆内自省，以谨于分。”[20]即各安其分，做好各自应当做好的事情，就可达到建立政治清明社会的目标

　　第三，公正是执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儒家看来，公正既是天道的体现，天子又是上天之子，是代替上天来治理国家的，天下应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天子一人之天下。如果天子不能遵循公正这一原则，他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孟子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21]

　　第四，执政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儒家认为，统治者是社会的榜样，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是造就社会良好风气与人民美德的基础和前提。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2]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3]因为“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24]“天子不仁，不保四海。”[25]“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26]

　　（二）墨家的社会平等观内涵分析

　　何谓平等？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力上一律平等。”[27]孟德斯鸠说：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差别。”[28]我国思想学术界一般认为，所谓平等，“就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29]可见，平等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同的权利。

　　墨家关于平等思想的论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从墨子主张的“人性素丝论”看墨家的平等观

　　 人性到底是性恶还是性善，即使在儒家学派内部也存有很大分歧。孔子对人性问题没有直接论述，只是认为“性相近。”[30]孟子主张“性善论”，指出，“万物皆备于我。”[31]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32]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美德本来就是人的内心所固有的善良本性，并非是外界强加于人的社会规范。荀子则针对孟子的观点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有好利焉、”“有疾恶焉、”“有

　　[33]耳目之欲好声色焉。”董仲舒则对孟荀的人性论各取一半，把人性分为“三品”，即生来为善的“上智”是“圣人之性”，生来为恶的“下愚”是“斗筲（音哨）之性”，生来可为善可为恶的是“中人之性。”[34]可见儒家关于人性的认识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其基本主张就是人性存在先天的善恶之分。

　　墨子是我国第一个深入探讨人性的思想家。由墨子提出并由后世墨家发展的“人性素丝论”与儒家的人性论存在很大区别。墨子通过观察当时村民染丝的整个过程对人性作了深入思考。为什么雪白的蚕丝可以染成各种颜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35]蚕丝伴随着放入染料的不同也随之五彩纷呈。墨子于是领悟到造成人性差别的原因，就在于自己身边亲近人物的感染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影响。与后世孟子、荀子主张的人性先天就存在善恶之分根本不同，墨子认为人性如同素丝，都是毫无差别的一片白色。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人们在品质上从来没有先天的“君子”和“小人”之分。人们只是受到后天或善或恶的诱导、感染和教化，人性才有了善恶之分。他举例说，“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因为他们受到这些当世大贤的熏陶和引导，“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36]与此相反，夏桀、殷纣王、周厉王、周幽王这些昏君，其实他们也并非一出生就是昏庸不堪的，只是后来在一定时期分别受到干辛、推哆、崇侯、恶来这些奸佞之徒的教唆，“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人僇（侮辱）。”[37]

　　墨家主张的“人性素丝论”，较之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尽管由于没有充分展开论证而略显粗糙，但它却是属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范畴，特别是它本身包含了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应当给予充分肯定。既然人性先天并无好坏善恶之分，那么人人就应该生而平等，不应该把人们分成王公贵族与平民奴隶等诸多社会等级。所以说，墨家的“人性素丝论”实则隐含着强烈的平等观念。

　　2.从墨家的“尚贤观”看墨家的平等观念

　　儒家主张政治上要相对公正，主要是指在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相对公正，但还不具有政治上平等的观念。孔子及其儒家维护的首先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周代的贵族世袭的社会等级制度，恪守“礼不下于庶人”、“ 刑不上于大夫”[38]的政治原则，因此他们所主张的选贤和尚贤，都必须要在“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制的藩篱之内，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平民阶层。

　　墨家则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反对儒家推崇的贵族世袭的政治制度，主张逐步建立一种打破贵族垄断、平民可以参与国家管理的相对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39]的理想社会。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墨家提出了“尚同”、“尚贤”的政治改革方案。“尚同”就是主张“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40]建立天下吏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治天下一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万民若使一夫。”[41]尚同以尚贤为基础，尚贤的实质就是实行圣君贤相的贤人政治。墨子引经据典，指出了夏商周的三代明君，由于选贤用贤因而达到国泰民安；而夏桀、殷纣王一类昏君废弃贤臣，宠信奸佞之臣，从而造成国灭身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认为尚贤乃是“为政之本。”[42]

　　尚贤思想的第一阐发者当属孔子，孔子阐明了实行贤人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提出了贤人的标准和识贤、用贤的大致原则。墨子在孔子尚贤的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尚贤思想，并且又有了很大突破，特别是在举贤的范围上，墨家已经完全打破了“亲疏尊卑之差”即“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制的藩篱，不问贫富贵贱，面向社会大多数举贤荐贤。

　　墨子提出了“举义（墨家的“义人”即贤人）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43]的三条基本原则，“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44]根据这些原则，墨家选贤不仅包括了士君子阶层，而且也包括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平民阶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致“远鄙郊外之臣、国中之众，四鄙之萌（民）人，”[45]，也都具备被选拔的资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墨子所讲的贤人，并非专指那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46]的国家管理人才和“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47]的士君子，同时也包括了有特殊技艺或者一技之长的人，像“良工”、“良宰”、“善射御之士”等所有能“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48]者，都在贤人之列。

　　可见墨子已经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不分贵族、平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所有的人都做到一视同仁。因此，墨家的举贤之广泛是前所未有、远远超过儒家的。墨家的“尚贤观”及其描述的激进的政治理想，充分体现和反映了墨家的政治平等的要求和理念。

　　3.从墨家的“兼爱观”看墨家的平等思想

　　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仁爱”尚属于民本主义的思想范畴，“兼爱”则具有强烈的“平等”诉求。

　　孔子说：仁者“爱人。”[49] “泛爱众而亲仁。”[50] “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51]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挥扩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提出了“爱”是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52]但是，孔子倡导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等差之爱。张岱年先生说：仁爱“是由近及远的差等之爱。仁是等级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则，含有一定的阶级性。仁并不是要求消除阶级差别，而是肯定等级差别。”[53]孔子说：“仁之本，”“孝悌也者！”[54]因此“仁爱”的实质就是“建立在亲子血缘基础之上的亲情之爱，其表现形态就是爱而有别、爱有差等。”[55]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晚于儒家学派，然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反思和批判。墨子和墨家严厉批判儒家的“仁爱”就是“别爱”和“偏爱”。针对儒家的“别爱”，墨子提出了“兼以易别”[56]的“兼爱”主张。

　　何谓兼爱？墨子认为，兼爱就是“俱爱”、“尽爱”、“周爱”。“兼即仁矣义矣。”[57] “仁，体爱也。”[58]“义，利也。”[59]还说：“爱己者，非为用己者。不若爱马者。”[60]“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61]“志以天下为芬（分），而能能利之，不必用。”[62]这就是说，墨家倡导的 “兼爱”，就是行“仁”施“义”，就是“爱”“ 利”他人。当实行兼爱的时候，自己虽然也在被兼爱的范围以内，但自己对于别人的爱，完全是发自纯正的内心，不存在利己的私心杂念，这种“爱“与“爱马“是为了更好地驱使马为自己服务完全不一样。墨家立志使天下的人“兼相爱，交相利，”[63]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本分，竭尽全力去推行，即使不被王公大人赏识和重用也不后悔。可见“兼爱”的本意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爱亦有交，利亦有兼，”“兼”就是“尽”，“交”就是“交互”、“相互”[64]换言之，“兼爱”就是“每一个人要爱利所有的人（恶人除外），所有的人都要互施爱利予对方。”[65]

　　墨子的兼爱是一种不分国界、家别、人我的普遍的爱，即所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66]不仅如此，墨家还把爱推到人的外延的全部，论证了“无穷不害兼”[67] “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68]即人数和空间上的无穷不妨碍“兼爱”，不知道国人居住在何处也不妨碍对他们实行“兼爱”。提出“爱众世（人多的世）与爱寡世（人少的世）”、“爱尚（上）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69] “获（奴隶名字），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仆人名字），人也；爱臧，爱人也。”[70]在墨家看来，只要是人，除了残害天下的“**之人，”[71]不论哪国、哪种身份，男女老幼以致奴隶都在爱的范围内。“兼爱”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不分人我、不别亲疏、贵贱、贫富毫无差别的爱一切人；二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

　　这说明墨家已经把儒家局限于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亲亲尊尊”之爱发展成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爱。此外，墨家的爱的主体也有很大变化。在儒家的仁爱观看来，施爱的主体是王公大人等贵族统治者，一般平民和奴隶只是被贵族们施爱的对象，自身根本没有施爱的资格；墨家则认为，广大平民既是被爱的对象，也是施爱的主体，人与人之间互爱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对等互报。孟子说：“杨氏无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72]孟子之所以如此激烈地攻击墨家的“兼爱”主张，指责墨子主张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73]就是因为“兼爱”主张使君臣父子权利趋于平等，泯灭了“君”与“父”固有的等级特权，否定和破坏了血缘等级制度。这从反面证实了墨家的“兼爱”思想所固有的平等观念。

　　二、儒家公正观和墨家平等观的现代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

　　（一）儒家公平正义的现代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儒家的社会公平正义理论主要包含经济公平和政治公平，其所包含的合理的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家的公正思想，即各得其分、每个人都应得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一致社会利益、而不是实现人人绝对平均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追求和向往，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合理价值。其合理性在于，认识到适度的等差是建立社会秩序且充满活力的必要保证，强调在社会财富利益分配中要“各得其分”，在“差别”中求得“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实现我国的政治公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

　　但是要看到，儒家的社会公平正义观存在历史局限性和严重缺陷。

　　首先，儒家的公正是宗法等级制下的公平正义，不是真正意义的公平公正。进一步说，儒家社会公正观产生的社会基础、社会背景是血缘宗法等级社会，儒家用来区分财富利益分配等差的标准，即其“别异”、“定分”的标准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以及由其决定的权势地位”[74]即等级名分为核心的“身份本位”社会之上的，而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规定的“能力本位”和“素质本位”。荀子说： “礼乐已成，贵贱已分。”[75]“贵贱有等，长幼有差，”“使之各得其所”、“各当其分”[76]能够做到这些，就是“正义而为。”[77]孔子所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78]绝对不是主张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而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所作的解释：“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79]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认可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标准必然是维护既定的等级社会秩序并以此作为基本依据。

　　其次，儒家主张实现社会公正要靠统治者的道德素质。儒家在维护等级制的同时，还从圣君贤相的人治视角出发，将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个人道德素质上，也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法律制度和公平保障机制，因而儒家倡导的社会公正思想很多不能很好落实，具有很大的宣示性和虚假性。

　　其三，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忠”与“孝”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学就是儒教，儒教的特点就是敬天法祖，尊崇皇权，并以此维持宗法小农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家族与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对于巩固中华民族的统

　　一、形成统一多民族的大国等，都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但是，儒学或儒教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忠、孝。对君王尽忠，对父母尽孝，强调的主要是义务而非权力，而且这种尽忠和尽孝都是无条件的。于是对君王的尽忠取代了对社会的责任，忠君就是爱国；尽孝就是竭力维护血缘亲情的家族利益，即使违法乱纪也是可以原谅的。例如，有些朝代的法律规定，为父母报仇，杀人犯可以逃走，对这样的逃犯可不予追究。任继愈断定，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往往都是孝子贤孙。”[80]正是这些尽忠尽孝的贪官污吏，阻挠了儒家社会公平正义理想的实现。

　　（二）墨家平等观的现代价值和历史局限性 1．墨家平等观的现代价值

　　学界不少人认为墨家“兼爱”过于理想主义，高远虚幻，难以得到真正实行，不如儒家的“仁爱”从“爱亲”开始推己及人来得实在可行。实际上这种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81]墨子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能提出平等的社会理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墨家“兼爱”确实不能实行于阶级对立严重的血缘宗法社会，但是却具有跨越时空的现代价值。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理想主义永远是指引人类不断奋斗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了追求社会平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英勇的斗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逐步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制度，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倡导墨家的平等观，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与日本宗教文化名人池田大作不约而同地推崇墨子的“兼爱”学说，而对儒家的“差等之爱”提出批评。池田大作说：“不立足于普遍的爱，就是偏见与狭隘的爱，大概其本身就不是真正的爱。”因此，“有必要首先从对亲骨肉的偏见与狭隘的爱的羁绊中解脱出来。”[82]汤因比说：“儒家主张，爱应当分阶段地加以分配。用同心圆作比喻，以自己为圆心，随着向外扩展，爱则逐步减少。这种主张与把无差别的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相比，显而易见易于为人的本性所接受。”“墨子之道的确比孔子之道更难实践，但我认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适合现代人的实际情况。我想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83]墨家的“兼爱”就是“平等之爱”，其所包含鲜明的平等观念应是毫无疑问的。

　　2．墨家平等观的历史局限性 公平与平等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公平与平等都具有历史相对性。但二者实现的条件和评价标准并不一样。公正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相对公平，其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人们评价某种社会制度更公平，是相比较以前的或者另一种社会制度而言的。也就是说，公正公平总是依据某种特定尺度而言。与公正实现的条件不同，平等适用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则的范围就要小得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平等是旧的社会分工造成阶级划分和阶级压迫的产物，在旧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压迫被消除之前，“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84]换言之，在阶级压迫社会里，平等只是一面理想的旗帜，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平等的宣传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墨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社会平等的理念，既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赞同，也不可能受到广大劳动者的真心拥护。这也是造成墨家在秦汉以后逐步衰微渐成绝学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公正和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也就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不仅如此，公正与平等还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来说，伴随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显性化，那么如何通过改革完善法律制度，逐步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比较丰富系统，但没有论及社会的平等问题；墨家公正思想不如儒家的深刻全面，但对平等问题有很好论述，两家恰好形成学术上的优势互补。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儒家的公正思想和墨家的平等思想，都应是我们建设中华新文化的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重要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