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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奢靡之风以兴清廉之风
第一篇：反奢靡之风以兴清廉之风
反奢靡之风以兴清廉之风
张本正
●奢靡之风盛行，会腐蚀人的灵魂，衰退人的意志，助长炫耀攀比之风，进而滋长拜金主义、浮躁情绪，危害社会风气
●追求奢靡，不仅是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落后的思想意识，根治奢靡之风首先需要从思想根源上探究
●只有狠刹奢靡之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我们才能在全党、全社会兴起清廉之风
狠刹奢靡享乐之风、树立清廉为民之风、永葆艰苦奋斗本色，是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奢靡之风的盛行，不仅腐蚀干部、损害形象，也危害公信、败坏风气；不仅弱化了党自身的凝聚力，也消解着社会的“精气神”，必须大力整治。如何认识并铲除奢靡之风，以兴清廉之风？记者就此访问了西安政治学院院长张本正教授。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记者：中宣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制止奢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引来社会舆论热议好评。奢华挥霍、铺张浪费，不仅脱离国情、劳民伤财，而且广受诟病、为群众深恶痛绝。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奢靡之风被列为“四风”之一，必须在工作和实践中坚决破除。在今天，奢靡之风有哪些表现和危害？
张本正：奢靡之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铺张浪费、好大喜功。有的地方热衷于办庆典、举盛会，广邀宾客、大请明星，动辄花费巨额经费。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兴建各种人工景点等。其二，讲求排场、攀比斗富。有的党员干部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公款消费大手大脚，出行要求警车开道，住宿讲求星级标准，办公场所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车辆越配越多、越配越高档。其三，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思想空虚，精神萎靡，却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甚至腐化堕落。从本质上看，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当享乐主义的思想外化为实际行动，便是形形色色的奢靡之风。
奢靡之风的危害不可小觑。毛泽东曾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干部奢靡，挥霍的是人民的血汗钱，透支的是党的形象和威望，败坏党风政风，降低党自身的凝聚力，弱化党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奢侈享乐会造成巨大的物质浪费，导致资金大量投入非关键性和纯消费领域，也会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情绪不满甚至对立，引发各种矛盾问题。同时，奢靡之风盛行，会腐蚀人的灵魂，衰退人的意志，助长炫耀攀比之风，进而滋长拜金主义、浮躁情绪，毒害社会风气。
奢由心生，根在思想
记者：中央关于作风建设“八项规定”出台后，奢靡浪费现象受到极大遏制。但是在少数单位，要求禁止大吃大喝，有的就把海参鲍鱼转入“农家乐”；要求禁止超规格接待，有的就把机关招待所装修得堪比星级酒店。奢靡之风，在一些地方为何总能暗度陈仓、依然故我？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张本正：追求奢靡，不仅是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落后的思想意识。奢由心生，根在思想。因此，根治奢靡之风首先需要从思想根源上探究。其一，社会价值观、荣辱观有偏差。有的人荣辱不分、黑白颠倒、美丑扭曲，把奢华当作“时尚”，把节俭看成“落伍”，在消费上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其二，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陋习的影响。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也遗留下来一些文化糟粕和陋习，比如，好争面子、爱讲排场、兴建阴宅、藏娇纳妾等。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对这些思想弊病和陈规陋习进行了大力整治，营造了新风正气。但在新形势下，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一些糟粕和陋习卷土重来，助长了奢靡之风的蔓延。其三，忧患意识淡化，自满情绪滋长。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开始松懈，盲目乐观、骄傲自大、故步自封，缺乏忧患意识，形成了骄奢淫逸的作风。少数党员干部产生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理，办事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认为花费多、标准高、排场大才能显政绩、有影响。其四，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内涵认识不清。有的人认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就是“吃粗粮、打补丁”，现在生活富裕了，不需要这样了。其五，节能低碳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一些人没有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追求富裕后的奢华浪费，加之在这方面宣传教育不足，全社会节能低碳的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
记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5年内党政机关不得新建楼堂馆所。从198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楼堂馆所管理暂行条例》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一再严控，但一些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办公楼、星级招待所等，使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这是不是说明，反对奢靡之风必须提高制度执行力？
张本正：是的。反对和制止奢靡之风，需要在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足功夫、做好文章。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制度意识。要着力强化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强化有法必依、敬畏制度的理念。二是党政机关要发挥好示范作用。力戒奢靡之风，党政机关带头是关键。在评价干部官德时，不仅要看他在秉公用权、廉洁自律上的表现，也要看他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上的表现；在考核干部政绩时，不仅要看他做了多少工作，还要看这些工作的实效和成本。通过严格执行制度，切实把勤俭办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处事律条，用党风政风的转变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强化制度落实。狠刹奢靡之风，不仅要形成包括预决算制度在内的刚性制度约束，在财务科目上细化、公开公款消费明细，还要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实行严格的检查纠治，确保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弘扬延安精神，大兴清廉之风
记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了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创造了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伟业，这对当前我们反对奢靡之风有什么重要借鉴意义呢？
张本正：“延安作风”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39年秋天，延安马列学院派四个人到杨家岭去接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认为这种迎来送往的做法要不得，共产党人不能养成不正之风，他倡导要养成一种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风气——延安作风。而与之相对的所谓“西安作风”，是指当时国民党的官僚习气和奢靡之风。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到重庆和延安等地慰劳抗战军民。在重庆，蒋介石耗费大量钱财摆宴席，用价值800美元的山珍海味招待他；而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和番茄请他吃饭。对比重庆和延安的精神面貌、党风政风，陈嘉庚不禁感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在新时期弘扬延安精神，有利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坚决同包括奢靡之风在内的一切不正之风做斗争。邓小平曾感慨：“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只有狠刹奢靡之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我们才能在全党、全社会兴起清廉之风，从而更好地凝聚党心、民心、军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记者：反对奢靡之风，目的是为了大兴清廉之风。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您觉得应该采取那些举措，使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在党员干部队伍中蔚然成风呢？
张本正：反对奢靡、艰苦朴素，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是为政清廉的题中应有之义。唯其清廉，才可抵物欲横流，才可成百毒不侵，才可树清正形象，才可引万众归心。大兴清廉之风，一是要注重教育引导。必须把塑造党员干部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扫除奢靡之风的基本举措，把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等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大家深刻认识奢靡之风的危害性，进而利用道德的内省力量筑起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为扫除奢靡之风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要推进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作为反对奢靡之风的治本之策，形成科学可行的长效机制。在深入分析奢靡之风的多发领域、易发人群、突出环节的基础上，查找制度漏洞、体制障碍，根据实际建立健全提倡厉行节约、制止铺张浪费的制度体系。三是要善于抓住重点。反对奢靡之风是一项持久繁重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处理好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从当前看，既要坚决反对和消除形式各样、方方面面的奢侈浪费行为，也要突出重点，抓住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集中整治、取得实效，带动更大范围的治理效果。四是要严格责任追究。加大扫除奢靡之风的监督和惩治力度，对发现的奢侈浪费行为，要坚决依法依纪严肃追究、严格处理。
第二篇：奢靡之风盛行
奢靡之风盛行 首要危害是弱化党的凝聚力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孙怀山
2010年10月21日11:00来源：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秦、隋因骄奢淫逸而短促，汉、唐因励精图治而长久。中国共产党得民心、赢天下，靠的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靠的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的日益富裕，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社会风尚还是党政风气，都弥漫着一种奢靡浪费、炫耀攀比的气息。长此以往，国家的发展堪忧，民族的精神堪忧，党的凝聚力、形象和执政基础堪忧。
从社会风尚看，人们饮食不求节俭，浪费严重；穿戴崇尚名牌，相互攀比；住要豪华，行要排场，事事处处讲体面。大排量汽车越来越受青睐，豪华婚礼、豪华盛宴不断涌现，万元月饼、百万元宴席屡见不鲜。从党风政风看，一些地方办庆典、举盛会，一味求大求洋，事事无与伦比，件件美仑美奂。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城市高度不断刷新，豪华气派如“白宫”、“凯旋门”、“天安门”的机关办公楼不断进入公众视线。一些党员干部衣求奢、食求华、住求绰、车求阔，铺张浪费、习以为常，灯红酒绿、见怪不怪。
奢靡浪费之风盛行，危害不可小觑。一是会弱化党自身的凝聚力，弱化党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弱化整个民族的“精气神”。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冲击，日本和北美奢侈品消费额剧降35％，中国市场却逆市上扬，强劲增长22％，跃居世界第二。在一些区域、一些阶层，难见“共克时艰”的精神。二是会进一步凸显贫富差距之悬殊，加剧社会情绪不满和对立。按去年确定的1196元贫困标准，我国现有贫困人口达4007万人；按联合国标准，我现有贫困人口达1.5亿人。大量的中低收入者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富人一席饭、穷人一年粮”，如此强烈的反差难道不值得思虑吗？三是会助长浮躁之风。奢靡浪费之风，会激发炫耀攀比之风；炫耀攀比之风，会进一步激发本已甚嚣尘上的浮躁之风。热钱涌动、投资短视、学术造假、选秀风行，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少了，梦想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人多了。一些领导干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追求表面政绩、不问民生疾苦，乐于迎来送往、无意深入群众，板凳尚未坐热、就想提拔晋级。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厚重的文化、稳健的气质、埋头苦干精神。
为什么奢靡、炫耀、浮躁之风会如此盛行？原因也不外乎两个方面：
从社会角度看，一是社会价值观、荣辱观扭曲。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很多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豪华成为“时尚”，节俭成为“落伍”。身不着名牌，就“土气”；不奢靡、不铺张，就低人一头。二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陋习死灰复燃。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是精华，糟粕也不少，如争面子、讲排场、营华屋、建阴宅、纳娇妾等。新中国成立后，革除陋习卓有建树，但随着生活的日益富裕，一些陋习卷土重来，腐蚀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为富者为官者似乎没有情人就不“时尚”，就迂腐得成了“另类”。三是心理失衡。过去穷，奢靡不了。现在富裕了，暴发户和土财主心态就显现了。有钱就张扬，富有就奢侈，以求得心理平衡和心态满足。四是资源节约型社会、低碳经济的观念未深入人心。当今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环境危机，各国在推动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我们则在享受富裕后的奢华，这与时代主题格格不入。我们这方面宣传教育欠缺。同时，公款消费未能作出榜样，老百姓也就无从效仿。
从党风政风角度看，一是淡忘了忧患意识。建国之初，旧政府因腐败而覆灭历历在目，我们励精图治，不敢懈怠，而长期、稳定执政让一些同志居功自傲，淡忘了忧患意识，随着生活的不断改善，易形成骄奢淫逸的作风。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党员干部，更是缺少艰苦条件的锻炼，缺少对创业艰辛的直观感受以及政治生活的历练。二是有自满意识，淡忘了韬光养晦的策略。百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际地位有很大提升。此刻有些人开始骄傲自大、固步自封，有些人开始蠢蠢欲动、急于表现，忘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不张扬、不炫耀，继续埋头苦干。三是对新形势下艰苦
奋斗的内涵认识不清。有的人认为，艰苦奋斗就是“吃粗粮、打补丁”，今天我们生活富裕了，不需要这样了。有的人认为，展示成就、展示国力、展示形象，与艰苦奋斗相矛盾，“艰苦奋斗可休矣”。有的人认为，促进发展、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与艰苦奋斗相冲突，“奢靡浪费也是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种种错误认识是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巨大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我建议：以党风带政风，矫正世风。
第一，党要旗帜鲜明地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积极营造艰苦奋斗的环境和氛围。一是要始终清醒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莫被胜利冲昏头脑，莫在成绩面前飘飘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继续恪守韬光养晦的策略，一鼓作气地推动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二是要始终清醒认识艰苦奋斗作风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性。牢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创业需要艰苦奋斗，守业需要艰苦奋斗，长期执政更需要艰苦奋斗！三是对富裕条件下“艰苦奋斗”的内涵与形式要有新的认识。“艰苦奋斗”不仅是指以艰苦朴素的行为方式应对客观条件的约束，也包括以居安思危的态度应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还包括对理论思考与实践创新的艰苦探索。我们国家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也不多，任何时候都需要“艰苦奋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比任何历史时期少，攻坚任务不比任何时候弱；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亟需。新世纪新阶段，党倡导艰苦奋斗，不一定要如战争年代、贫乏时期那样勒紧裤带过日子，但必须有一种不懈
奋斗的意识和状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风范和形象，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与情怀。四是对艰苦奋斗与展示成就、展示国力的关系，要有正确认识。展示成就、国力，有助于提升民族自信心，但不能因此而铺张浪费。办奥运、庆国庆等举世瞩目的大事，有利于凝聚力量、振奋人心、提高影响力，确需办好办漂亮，但其他一些运动会、庆典则应注重实效，注重节俭，严禁攀比。五是对艰苦奋斗与拉动内需、促进发展的关系也要有正确认识。“奢靡浪费”不等于“刺激消费”。真正的促进发展、刺激消费，应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支持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国家公共建设之中去，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工程，增加大多数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越是困难时期，越是要艰苦奋斗。六是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思想对党风、民风的危害要有清醒认识。要研究借鉴建国初期经验，继续深入推动移风易俗，形成“以简朴为荣、以节约为美”的社会风尚，打造健康、从容的国民心态和厚重的国家形象，过富裕而不糜费、殷实而不铺张的生活。政府要勤俭行政、厉行节约，公职人员不得涉足豪华歌舞厅等高消费场所，以树立廉政形象。共产党员尤其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第二，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税收政策，促进艰苦奋斗作风的形成和巩固。一是对能够量化的艰苦奋斗标准，如领导干部每月深入基层的天数、与群众座谈的次数、接待群众来访的次数、解决问题的件数等，要予以量化。二是总结推广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各地
党组织缴纳特殊党费的创新与实践，让“特殊党费”经常化，在党内建立倡廉基金，缩小党内贫富差距，救助弱势群体，并使绝大多数党员始终在经济上与大多数人民群众处于相近水平。三是切实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审计力度，坚决遏制公款消费。四是对高收入者和高消费实行严格的税收政策。
党政励精图治，民则艰苦奋斗！
第三篇：奢靡之风[定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经论及“俗尚奢靡”问题。他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城镇已出现“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质的萌芽”，不仅工商业者地位提高，而且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这种“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揖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傅先生指出，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俭，反不易为生”的主张，与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的思想相类似。从整体而言，傅先生的上述讨论是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部分，文中不厌其烦地摘述陆氏之论，目的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为着提供更多的史料，便于展开问题的讨论”。傅先生后来在1979年赴美讲学期间，也继续留意于明代的“崇奢黜俭”等问题。至20世纪80年代，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多次讨论社会风气，他指出，“象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
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门辟出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后来经他审定提纲的《明史新编》中，对有明一代社会风尚的关注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1]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7] 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8] 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 5卷1期，1994年3月；《晚明“祟奢”思想隅论》，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1991年6月。陈国栋：《有关陆揖＜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新史学》5卷2期， 1994年6月
第四篇：力戒奢靡之风
力戒奢靡之风
纵观人类历史，未有奢靡而能长久者。立朝之初、建国之始，莫不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一旦政权稳固，生活富足，就会有人被香风迷雾所熏染，锦帷绣幄，酒池肉林，沉溺于享乐之中，丧失进取之心。浸淫既久，习于逸安，终至败家亡国，走向覆灭，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因此，历朝历代，那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莫不厉行节俭，务求勤勉。欧阳修撰五代史，通过对后唐由盛到衰历史教训的总结，得出一个带规律性的认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振聋发聩的警句，至今犹有借鉴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井冈山和延安时期，条件艰苦，物质匮乏，虽布衣粗食，但人人自奋，精神不倒，终于从危机和困难中崛起。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以“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精神艰苦作战，最终也为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但随着今天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少数人逐渐滋长奢侈之风，有的甚至丧失节操，堕落变质，走上犯罪道路，教训沉痛而深刻。
有的人说，现在GDP增长了，综合国力排名上升了，生产力水平提升了，物质条件改善了，个人收入也提高了，提升一下个人和家庭生活水平和品质是正常的，偶尔向奢侈品或高端品牌看齐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此，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国情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了解发展差距，消除错误认识。就目前来说，我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财力总盘子不大，技术革命及创新能力不足，就业、环保、资源形势日益严峻，群众收入普遍不高，教育、卫生、社保需要花钱的事千头万绪，大家都需过紧日子。同时，严格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特别要走进城乡贫困家庭、社区失业人家及效益不景气工厂工人家中，感同身受，了解群众疾苦，现场接受教育。要让广大党员干部清醒地认识到，奢靡之风盛行，不仅为腐败提供了温床，也为违法犯罪开了方便之门，还严重污染了社会空气，人情债、好处费、名目众多的红包，让百姓不能承受之重。奢靡之风盛行，容易将社会两极分化，并导致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走向群众对立面，影响执政党的形象，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分析个别领导干部违法犯罪原因的警示片，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艰苦奋斗取得事业成功之后，由于丧失理想信念，从追求奢侈开始，逐步蜕化变质，走向深渊。这给我们一个启迪：一个人无论地位如何变化，艰苦奋斗的思想和作风永远不能丢。对于那些丧失理想信念的人，当务之急是尽快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意识，当然同时要准确把握“为人民服务”最本质内涵的三个方面，即人民至上（相对于领导个人）、劳动至上（相对于机器）、共同富裕（相对于两极分化）。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力戒奢靡之风，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关键岗位、主要领导干部是关键。《论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力戒奢靡之风，既是群众的期盼，社会的呼唤，更是肩负的责任和应有觉悟。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要认真学习历史，清醒认识奢靡之风的危害，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从而力戒奢靡之风。
第五篇：(中国石化)刹奢靡之风 保清廉本色
刹奢靡之风 保清廉本色
摘自《中国石化报》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过分求其大者，即为奢。奢字当头，思想信念便会滑坡，制度大堤就会被侵蚀，继而无视监督、无畏廉耻，靡靡之音泛滥，走上不归路。集团公司“双鉴”警示教育中提到的两起案件，就揭示了这一深刻教训。从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到锒铛入狱的阶下囚，不能不令人警醒。
奢靡之风害人害己。那该如何根治奢靡之弊病？
防止精神“钙流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信念不坚定，精神就“缺钙”，奢靡之风就会乘虚而入。防止精神钙流失，重在坚定信念，牢记自己的身份，时刻保持清醒，不触“红线”、不越“雷区”。要加强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要牢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注重从点滴之处铸就人品，强化自我约束，不让投机者有空可钻，不因小恶酿成大患。坚定的信念、理论的提升和自身的修养是精神的钙，补好了钙才不会得软骨病，才抵挡得住糖衣炮弹的侵蚀。
勿让制度“挂空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驱使着权力之车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若要“不脱轨”、不失控，制度就不能挂空挡。要坚持完善制度，将反腐倡廉的要求寓于管理流程，嵌入制度控制的关键环节，逐步建立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预警及时、监控有效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要坚持严格执行，切实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扎紧篱笆，最大限度堵塞制度漏洞，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要坚持结合实际，把反腐倡廉建设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和干部队伍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令行禁止不挂空挡，权力才能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勇于在阳光下“消毒”。“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拿出“照镜子、不怕丑”的胸襟气度和政治修养，勇于面对“镜子”深刻检查，不断完善自己，才不致权力滥用。要善于在监督下开展工作，把“四种监督”充分运用于各个环节。通过加大巡视工作力度、开设领导信箱、加强安全管理、推进业务公开等形式，自觉接受监督，在监督下健康地行使权力，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作为为民服务的过程。
《论语》云：“吾日三省吾身。”以“双鉴”狠刹奢靡之风，自省崇德修身、健全制度、正确监督是否到位，才能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